1994年美国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涉嫌谋杀其妻子和另一男子。在该案的刑事审判中，由于刑事侦查时警方在搜集证据的过程中出现了程序性错误，导致可以证明辛普森有罪的两个关键证据在合法性上被否认，最终陪审团认定辛普森无罪。然而，在民事审判中，辛普森被判给予两名死者的家属巨额赔偿，从一个有钱的大明星变成了一个穷光蛋。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对同样的案情，刑事审判和民事审判得出了不一样的结果？这其实是由于英美法系中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不同。
英美法系中，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为“盖然性占优势”，即在盖然性占优势的诉讼证明模式下，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为了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必须向审判者明确证明自己的主张，只要当事人通过庭审活动中的举证、质证和辩论活动，使得审判者在心理上认为这一方当事人更加合理可信，那么该方当事人就成功证明了自己的主张，从而获得了审判中的胜利。而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则为“排除合理怀疑”，即只要有一个证据对被告有利，且无法排除这个证据，就不能给被告定罪，此种证明标准注重的是对被告人权的保护。很明显，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要求比民事诉讼中要严格得多，毕竟在刑事诉讼中，如果罪名成立，被告将会失去人身自由，而在民事诉讼中如果败诉，可能只是承担赔偿责任。
结合上述分析，我们就可以理解辛普森杀妻案中刑事审判和民事审判的不同了。刑事诉讼程序中，控方出示的关键性的定罪证据被认定为“来源违法”，从而在审判中被排除适用，根据刑事诉讼的“排除合理怀疑”原则，这些证据的缺失最终导致辛普森案被告胜诉。然而，“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使得那些在刑事诉讼中因程序违法而被否定的证据在民事诉讼中能够适用。在大量倾向性鲜明的证据面前，辛普森在民事诉讼中被认定为侵害了“前妻与另一男子”生命权利，需要对受害者家人进行巨额赔偿。
和美国相类似，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对民事诉讼的证明要求同样低于刑事诉讼。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谁主张谁举证”已成为一项基本的诉讼原则。相较而言，刑事案件有着比民事案件更为严格的证据证明标准。刑事案件中刑事诉讼证据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也就是以客观真实性作为可予采信的重要标准，以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根本任务。如果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就不能给犯罪嫌疑人定罪，这也是“宁纵不枉、疑罪从无”的刑事审判理念的必然要求。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还明确公诉案件的举证责任应由控诉方承担。控诉方指控被告人犯罪，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事实加以证明，而且这种证明必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如果控诉方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被羁押的被告人就要无罪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