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1日，时任日本外相的松冈洋右（1880—1946）发表了“皇道外交宣言”。其中提到：“要根据我们皇道的伟大精神，首先建立以日、满、华三国为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然后宣布强有力的皇道，贡献于公正的世界和平。”“大东亚共荣圈”之说正是由此出笼的。
1941年10月18日，继任首相、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成为“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实施者。为实现这一野心，东条决意创设“大东亚省”，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最高行政机构，负责统治大东亚地域内诸国家的一切事务。1943年11月5日，东京召开了“大东亚会议”，通过《大东亚共同宣言》，标志着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建成。
“大东亚共荣圈”真如日本政府所宣传的那样公正和美好吗？对“二战”时期饱受日本侵略和奴役之苦的亚洲人民来说，那是一段用血和泪书写的历史。
从1941年12月至1942年5月，在五六个月的时间里，日本迅速吞并了东南亚诸国。日军向西越过泰国，侵占了英属缅甸，直取印度大门；向南占领马来西亚、新加坡及荷属东印度，并在菲律宾打败了美军，控制了整个东南亚海岛地区，逼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至此，日本侵略军已控制了386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和1.5亿的人口。连同此前侵占的包括朝鲜、印度支那和中国沦陷区在内，则总面积达700万平方千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这是对日本所谓的“大东亚战争”是日本民族的“自卫战争”、“旨在把亚洲人民从英美枷锁下解放出来”的言论的莫大讽刺。
日本占领东南亚各地产油区后，为满足其扩张和侵略战争的需要，进行了破坏性开采。如在荷属东印度油田，日军进行的大强度开采致使出油量激增，1943年达4961万桶；但到次年即骤然下降至3691万桶。中南半岛诸国是亚洲的谷仓和著名的大米出口地，日本在该地区强制征购粮食，如在越南，日本每年要掠夺大量的大米：1940年为46.8万吨；1941年为58.5万吨；1942年为97.4万吨；1943年为102.3万吨；1944年，因日本强迫当地农民改种其他军需作物和遭遇天灾，稻田的产量下降，但日本仍运走了49.9万吨大米。在缅甸，日军则强行压缩稻米播种，扩大棉花播种面积，致使该国大米产量由战前的600万—700万吨下降到只有260万吨。事实说明，日本提出的“共存共荣”口号，是以他国的民族利益作代价换取它自己的“独荣”。
日本侵略者在其所谓的“共荣圈”内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欠下了亚洲人民累累血债。在中国，诸如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的活体试验，北京、浙江等地进行的细菌战，冀东和黑龙江等地制造的潘家戴庄、北疃、巴木东、三肇等30余起大惨案，山东临清的大扫荡，湖南远安进行的大屠杀等，均是他们残杀中国人民的典型暴行。在新加坡，因华侨支持祖国的抗战，日军司令官山下奉文把新加坡的华侨视为眼中钉，对敌视日军的华人均杀无赦。在1942年2月21日至25日仅5天内，受到“检举”而追查的18至50岁的新加坡华侨约20万人，被处死者至少有2.5万人。日本所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无论是对被侵略和掠夺的中国、东南亚以及亚洲的其他地区，还是对日本本土的广大民众，最终带来的只是饥饿、死亡、物产和财富的损失，以及无尽的精神苦难。这足以表明，日本侵略者所鼓吹和实施的“大东亚共荣圈”，是掠夺、屠杀、奴役亚洲国家和人民的阴谋，是损人又害己的邪恶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