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律规定，明知是犯罪分子还为其提供住所、财物，帮助其逃匿的行为是包庇行为，以包庇、窝藏罪论处。父母子女之间的藏匿行为是否也构成窝藏罪呢？
我国汉代法律曾有“亲亲得相首匿”的规定，对于一般的犯罪，亲属之间不可以互相告发，官府也不得追究其责任。《论语》中也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说法，即父子对外隐瞒对方的罪责，符合人情伦理。在世界法学的发展历史上，自然法学派曾提出，人们制定的法律应该符合宇宙中正义原则的集合，即恶法非法（不道德的法律不具有法律效力）。著名的自然法学派学者孟德斯鸠曾在《论法的精神》中质问道：“妻子怎能告发丈夫？儿子怎能告发父亲？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法律！”可见一直以来，人们并不赞同父母子女之间相互揭发。
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当亲情的羁绊与社会的安定相冲突，法律无疑会倾向于后者。从另一个角度看，令犯罪者认罪伏法，不但对社会的稳定有益，对犯罪者自己乃至其家人也是一种解脱，比起过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的逃亡生活，经过教育改造后重新做人不失为更好的选择。因此，法律要求父母子女不仅不可相互包庇，还应鼓励犯罪者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这样的规定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司法实践中也不乏这样的案例。
当然，伦理观念根植于人性之中，所以法律在追求客观公正的同时，必须兼顾人情冷暖，这样才能为社会所接纳，才能产生最好的效果。法谚有云：“法律不强人所难。”随着社会、法制的不断发展，人们呼吁更富人情味与合理性的法律。父母为保护子女，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所以包庇子女的父母缺乏期待可能性（即根据行为时的具体情况，能够期待行为人实施合法行为的可能性），虎毒尚不食子，要求父母抛弃甚至出卖犯罪的子女，其实是一种苛求。因此，从伦理角度分析，这样的法律规定似乎欠妥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法律不断进行着调整。例如新颁布实施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就免除了被告人父母、子女、配偶出庭作证的义务。这样的规定肯定了人性，保护了亲情，因而得到了社会的认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上述法律规定仅仅是针对作证义务而言的，对于窝藏犯罪分子，我国现行《刑法》第三百一十条明确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款罪，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该规定并未排除直系血亲藏匿犯罪者的刑责，因此，父母藏匿犯罪的子女，同样应当以窝藏、包庇罪论处。
在追求法的社会效应的同时，也应当兼顾法律自身的严肃性，在情理与法理之间寻求平衡点。法律允许父母不对子女的犯罪行为作证，但是父母窝藏、包庇犯罪子女的，则应当受到刑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