詈辞和骂人话里，大概再也没有比“戴绿帽”的语感更严重的了。哪个男人如果被别人骂作“戴了一顶绿帽子”，一定会勃然大怒而拼命。这是因为只有妻子跟别的男人通奸的丈夫才会被民间称为“戴绿帽”。
这个称谓非常奇怪，为什么戴的非得是绿帽子，而不是别的颜色的帽子呢？
首先必须得明白绿色在古代中国颜色谱系中的地位。《说文解字》：“绿，帛青黄色也。”绿色是指青中带黄的颜色。古代中国的颜色谱系分为正色和间色两类：正色指青、赤、黄、白、黑五种纯正的颜色，间色则为不纯正的杂色。
何为间色？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指绿、红、碧、紫、流黄（褐黄色），另一种说法是指绀（红青色）、红（浅红色）、缥（淡青色）、紫、流黄。正色和间色是明贵贱、辨等级的工具，要求非常严格，丝毫不得混用。
作为间色的一种，绿色的地位之低下可想而知。《汉书·东方朔传》记载了一则趣事：汉武帝的姑妈馆陶公主死了丈夫，这时她已五十多岁，养了一位名叫董偃的十八岁小白脸，号曰董君。有一次汉武帝驾临公主府第，坐下就说：“愿谒主人翁。”馆陶公主吓得赶紧去掉簪子和耳环，脱掉鞋子，跪下顿首谢罪。汉武帝恕罪之后，公主“之东箱自引董君，董君绿帻傅鞲，随主前，伏殿下”。
“鞲（gōu）”本是皮革所制的臂套，射箭时将之套于两臂，方便拉弓。“帻（zé）”是头巾，蔡邕《独断》中说：“帻者，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因此颜师古注解说：“绿帻，贱人之服也。”董偃头上戴着绿色的头巾，两臂上套着青色的臂套，来向汉武帝谢罪，可见这都是代表低贱身份的装束。汉武帝很喜欢董偃，于是“赐衣冠”，董偃退下回房，换上所赐的品级高的衣冠，再来见汉武帝。
此后，绿色的低贱地位一直没有改变过，比如《旧唐书·舆服志》载：“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以青。”
唐人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在“奇政”一条中记载道：“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随所犯轻重，以日数为等级，日满乃释。吴人着此服出入州乡，以为大耻，皆相劝励，无敢僭违。”“碧”即青绿色，“碧头巾”即绿头巾。李封让有罪的吏人戴上碧头巾，显然是故意贬低吏人的身份。
明人郎瑛在《七修类稿·辩证类》“绿头巾”一条中解释了李封何以要用碧头巾来羞辱吏人：“今吴人骂人妻有淫行者曰绿头巾，及乐人朝制以碧绿之巾裹头，皆此意从来。但又思当时李封何必欲用绿巾？及见春秋时有货妻女求食者，谓之娼夫，以绿巾裹头，以别贵贱。然后知从来已远，李封亦因是以辱之，今则深于乐人耳。”
郎瑛听到的“绿头巾”的源头更早，甚至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用他的话说，春秋时期卖妻女求食的男人称为“娼夫”，必须戴上绿头巾来表明低贱的身份。
到了元明两代，娼妓的丈夫要戴绿帽子成为常例。《元典章》在“服色”一条中规定：“娼妓之家多与官员士庶同着衣服，不分贵贱。今拟娼妓各分等第，穿着紫皂衫子，戴着冠儿，娼妓之家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头巾。”并规定娼妓的家人不得穿金服，戴笠子，骑坐马，被发现后要捉拿到官，把马匹奖赏给举报者。
《圣谕像解》卷十八插图『赋税常先』，清代梁延年编，清康熙二十年（1681）承宣堂刊本。
这幅图描绘的是李封不用刑杖，而赋税独先诸县报完的故事：“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赋税常先诸县，既去官，竟不捶一人。”
画面上，坐堂者便是李封，底下二人当堂相争，后面一衙役手持绿帽一顶，似只待县令发话，便替罪人戴上。再下面，是百姓在排队交税。《圣谕像解》录此事，聚焦点不在头巾，而在李封之善于“完钱粮而省催科”，不用刑杖，便令百姓纳足税赋。作者感叹：后世之催科者，严刑峻法，血肉狼藉，犹不能完税。绿帽之功乎？
《明史·舆服志》中也有规定：“教坊司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伶人和娼妓属于亲缘性非常接近的行业，因此这两个行业都必须戴绿头巾以作区别。不过对娼妓行业来说，“娼妓之家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头巾”，这才是民间把妻子有外遇的丈夫形容为“戴绿帽”或“戴绿头巾”的由来，并一直流传到了今天，“夺妻之恨”和“杀父之仇”同时成为中国男人最忍无可忍的两件事。
明人谢肇淛所著笔记《五杂组》中说：“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今人以妻之外淫者，目其夫为乌龟。盖龟不能交，而纵牝者与蛇交也。隶于官者为乐户，又为水户。国初之制，绿其巾以示辱。”
“戴绿帽”者又称“龟”，引申而指妓院里的男仆，比如“龟奴”“龟子”的称谓，今天也仍然还有“龟儿子”的骂人话。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天地之性，广肩无雄。龟鳖之类，以它为雄。”“它”即蛇。许慎所处的东汉时期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误解：龟有雌无雄，只能与蛇交配才能产子。这也就是谢肇淛所说的“龟不能交，而纵牝者与蛇交也”，用来比喻妻卖淫而夫不闻不问，因此卖淫女人的丈夫或者妓院的掌柜称为“龟”或“乌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