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贝雷比（David Berreby）：Bigthink网站专栏作家。著有《我们和他们：认同的科学》（Us and Them：The Science of Identity）。
在1914年夏末，欧洲文明开始了它的扩大性自杀阶段，应该很少有人会反对这样的评价。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充满了战争和压迫，而且永远不缺愿意做刽子手的人和唯命是从的走狗。与此相反的是，在每个主要城市都有新闻记录片，保留下了人群在夏日的阳光中快乐欢呼的情景。整个20世纪，很多人都在反抗战争、反抗挑起战争的人，但却都失败了，并被送到了集中营。社会科学家们找到了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这个结论在经过强化和推广后，变成了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知道的道理，那就是：人如绵羊般懦弱、可怜。
“人如绵羊”这一观点是科学家提出的，然而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这样评价自己，他们更倾向于认为，人都是顺从、不愿惹麻烦、遵守规则的。在1955年，伟大的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曾写道：“我们发现从众的现象在社会中非常多，导致正常、善意的年轻人都会因此而颠倒黑白，这实在令人担忧。”
大量的研究论文仍然会提到“人如绵羊”模型的各个方面，就好像这是举世公认的真理一样，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大量关于从众行为的新假说。更糟糕的是，在政客、选民、政府官员等受过教育的外行人的言论中，这种观点更加猖獗。但是“人如绵羊”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它导致了更多错误的假设和糟糕的政策，是时候将其淘汰了。
几年前，心理学家伯特·霍奇斯（Bert Hodges）和安妮·盖尔（Anne Geyer）重复了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阿希实验。实验中，被试者会拿到一张画有一条直线的卡片，然后判断这条线与另外一张卡片上的三条线中的哪一条长度相等。每个被试者都被分在不同的小组中，而小组中的其他成员是实验者，他们会故意做出错误的选择来误导被试者。阿希实验表明，当群体成员中的大多数都做了错误的选择时，群体中的其他个体有可能会违背自己的感觉，遵从群体的错误选择。
每个被试者分别进行了12次类似的实验，但多数实验中，被试者都没有同意多数人的观点。每个被试者平均只有3次同意了大部分人的观点，而其余9次都坚持了自己的观点。正如霍奇斯和盖尔所提到的：“个人的道德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遵从他所看到的’，而不是考虑别人怎么说。”
实验中并没有迹象表明被试者的感官受损，或他们害怕违背共识。被试者说，他们只是赞同那些误导行为一次而已。对于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来说，这种行为并不奇怪。
“人如绵羊”模型让我们在顺从或反抗、盲目追随与孤独的自我主张中思考（为了避免成为一只羊，你就必须成为一头孤独的狼）。这个模型并没有指出，正是人需要相信别人，也需要赢得别人的信任，这样的观念引导着人的行为。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著名的电击实验，测试了普通人愿意给一个陌生人施加电击惩罚的程度。此实验经常被作为证明“人如绵羊”模型的有力证据。但这些研究真正测试的是被试者对于实验者的信任。
事实上，关于对他人的信任问题似乎应该理解为，群体是如何操纵和影响其成员的，还有其他因素起作用吗？
人的行为似乎很容易受到瞬时事物的影响，而影响因素有可能是那些曾认为无关紧要的因素。例如，在约翰·达利和丹尼尔·巴特森的实验中，那些匆忙赶路的神学院的学生帮助别人的意愿远不及那些时间充裕的学生强烈。有越来越多有影响力的证据让心理学家深感挫败，因为这些证据使心理学家看起来并不那么专业。例如，迈阿密大学的尼尔·约翰逊（Neil Johnson）和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的迈克尔·斯巴格特（Michael Spagat）以及他们的同事发现，许多不同战争（不同的行动者，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区）的严重程度和攻击时机都遵循幂次法则。如果这是真的，与发起进攻的时机相比，个别战士的动机、思想和信仰与何时也就无关紧要了。
或者再举一个例子，就像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的研究工作所阐述的，吸烟、感染性病、感冒或肥胖的风险，在某种程度上与你的社会网络关系有关，然而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这会在多大程度上会改变你的感觉和想法呢？
也许人们的群体行为最终将被解释为受多个瞬时影响（就像海上的波浪），和作用在意识之外强有力的驱动力（就像深海海流）的组合。所有出现的问题都是重要和令人着迷的。但只有在放弃了“人如绵羊”这种过于简单的理解之后才能被我们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