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梅西耶（Hugo Mercier）：瑞士纳沙泰尔大学认知科学中心研究员，认知科学家。
Edge年度问题的灵感来自马克斯·普朗克，他对科学进步持一种悲观的看法：“一个新科学真理的胜利，与其说是因其反对者的信服和领悟，还不如说是因为其反对者终于都死了，而熟悉表这一科学真理的新一代成长了起来。”当然，普朗克的这一观点在公众中引起了共鸣。尤其是当托马斯·库恩指出：“已取得一定成就的科学家不愿改变其职业生涯，所以更有动机反对新理论”时，受过更高教育的公众就更容易接受普朗克的观点。
即使是能自由发表意见的、有严格论证标准的科学家，也往往不会在应该改变想法的时候改变想法，更何况是普通大众呢？为什么总是要试图说服其他人呢？幸运的是，普朗克是错的。很多重要的科学界的变化，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显示出，只要新理论的论证足够充分，科学家是能够快速接受新理论的。
我们不应该总是归责于他人，例如，16世纪的学者拒绝哥白尼的日心说模型，是因为哥白尼的理论充斥着生硬的补充说明，并没有比其他理论对数据作出更好的解释，而且对于一些基本问题，他也没有给出答案。再比如，如果地球是运动的，那为何我们感觉不到呢？正是因为开普勒解答了这些问题，他提出的椭圆轨道定律才被接受了，也正是因为伽利略解释了行星运动的原理，日心说模型才迅速被大众所接受。
只要有更好的论证，那些重大的颠覆性观点就能快速被大众接受。当牛顿第一次提出关于光的新理论时，无疑给长久以来古老的信仰带来了巨大的打击，牛顿曾写过一篇短文，为他自己的一些观点提出了相应的实验证据。由此，他极具说服力的理论被很多人所接受（这并不是因为牛顿是权威，那时的牛顿还不出名）。而30年后，牛顿又出版了《光学》（Opticks）一书，对他的理论做了更好的阐释，并添加了大量详尽的实验描述。牛顿的观点对当时的自然哲学家来说，简直是一场狂风暴雨，但经过几年的辩论之后，牛顿的大部分观点还是被接受了。
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是一位才华横溢却固执的科学家，因为他直至去世都坚持“燃素说”（The Phlogiston Theory），他简直可以说是普朗克观点的一个绝佳的例子，但普里斯特利其实是一个特例。当拉瓦锡（Lavoisier）开始宣传他的发现并批评燃素说时，他遇到了阻力，却也得到了认可。之所以会遇到阻力，是因为连拉瓦锡自己都认为他的新理论还不够成熟，但他的理论会被接受是由于其可靠的实验方法和实验结论。当法国化学家按照拉瓦锡的实验方法对新理论进行检测，并发现新理论可以合理地解释实验现象时，该理论在短短几年之内就被接受了。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达尔文的思想在《物种起源》出版后不久，很快就被社会所接受；板块构造理论作为一个推断，十几年来一直是教科的例子。以上两个例子都告诉我们，只要有充分的论证，大多数科学家都会改变他们的观点并接受新理论。正如科学历史学家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en）曾指出的，与上述事例中的科学家相比，即使是普朗克也称不上是真正的革命者。作为新一代的科学家，所要做的事情并不只有设法说服同行这一件。
显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能迅速地达成共识，政治科学家并不像粒子物理学家那样，有大量精确的数据可以利用。尽管如此，将科学看成一个整体还是非常重要，不仅因为改变别人的信念绝非易事，还因为一个悲观的、愤世嫉俗的观点会产生有害的影响。
如果那些不同意我们的观点的人永远不会改变他们的想法，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试图说服他们呢？如果我们不与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讨论，就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什么，而这些理由对新理论的研究通常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能弄清这些原因并进行解释，只能说明我们的观点确实不足以令人信服。我们的失败只能强化我们的信念，认为自己被不公平地对待，而不能增加更多理性的争论。而“争论效率低下”的观点其实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自我毁灭的观点。我们应该给科学家和争论更多的信任，让普朗克关于科学进步愤世嫉俗的观点早点淘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