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多·萨尔塞多-阿尔瓦兰（Eduardo Salcedo-Albarán）：哲学家，政治学家，科学旋涡公司（Scientific Vortex）董事。
想要了解犯罪，你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罪犯和重罪上，这话听起来是符合逻辑的。但是社会科学的进步使我们有理由重新考虑这个想法的合理性了。
海洛因从土耳其出发，经过保加利亚的一个村庄（Kapitan Andreevo）的安全检查被偷运至保加利亚，在欧盟各国出售。大多数毒品都是来源于南美洲，经过东非国家到达欧洲的。在南非，勒索、私人保安公司以及军火商都是一起进行商业活动的，这逐渐模糊了合法和非法金融交易之间的边界。
在墨西哥，黑色金属材料、烃凝析油以及毒品被贩运并出售给一些合法或非法的公司以及一些美国人。洛斯哲塔斯（Los Zetas）和其他的犯罪集团在越过美国边境之前，在中美洲一直从事贩卖人口、绑架以及移民谋杀活动。在2006—2010年间，一些罪犯在网络上通过一间合法的银行在美国境内洗钱，金额高达8.81亿万美元，根据司法部刑事司的报告，在2012年间，同一家银行，洗钱金额高达94亿美元。在美国，无论是转入或转出资金，只要是通过电汇形式都是会被发现的，所以实在很难理解全球最重要的银行之一为什么可以绕开美国的监控系统洗钱94亿美元。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都少不了公务员、普通公民以及企业等合法主体的参与。在所有这些案例中，银行家、律师、警察、边境官员、飞行控制人员、市长、州长、总统以及政客都参与或被参与了犯罪行为。有时他们只是犯罪的工具，有时他们又是连结合法与非法的重要纽带。他们为犯罪网络提供信息、金钱、保护、知识以及社会资本，这是将他们定义为“非法”行为主体的一个原因。然而，他们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这又是将他们定义为“合法”行为主体的另一个原因。他们似乎既是合法又是违法的。我们将他们称为“灰色”行为主体，他们身处合法与非法之间，并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界上活动。虽然他们为犯罪活动的成功提供了帮助，但他们并没有出现在犯罪集团的组织结构图上。
尽管这些灰色行动主体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社会科学家们犯罪分析的重点仍然是犯罪分子和犯罪行为。他们倾向于通过那些仅涉及“黑暗”力量的定性以及定量的数据来研究犯罪，却忽视了跨国或国内犯罪都是由一些相互之间没有交集的人进行的。科学家无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跨国和国内犯罪其实是由那些不直接参与犯罪行为的人进行的。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并且可看到的黑暗力量在全球犯罪中仅仅是冰山一角。
而且社会科学家还假定社会是一个二进制的数字系统，其中只有“好”“坏”两种人，“我们”和“他们”是对这两种人完美的区分，在根据简单的刑事条款进行司法裁决的时候，这种区分是非常有用的——如果个体X对于个体Y实施有害行为，则X就是罪犯。然而，从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方面来看，这种区分的界限就很难定义了。所以，即使社会是一个数字系统，它也不会是一个二进制系统。
这并不意味着犯罪都是有关联的，难道因为我们都间接地与罪犯相关，所以我们就都是罪犯？我的意思是，我们在定义和分析犯罪时，不要只包括简单的二进制标准，比如属于某一组织或犯有某一行为。这种标准对于犯罪组织的头领，或某犯罪嫌疑人的特殊行为是有用的。但大多数时候，罪犯的附属关系以及其犯罪行为都是复杂和模糊的。因此，在社会中，我们无法为定罪和判刑设计软件，因为情况往往都非常复杂，我们只能依靠和相信法官的直觉（尽管他们使用的也都是简单的算法），但在判决的时候他们还是会考虑嫌疑人的意图、犯罪情境以及影响等因素。
当前用于组织和评估大量数据的工具，对理解复杂的犯罪行为是非常有用的。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并制定实地调查模型，或通过结合多种变量的机器学习制定预测模型，都是一些典型的有用的程序。然而，这些程序经常会漏掉一些“对”和“错”之间典型的区别，或忽视了一些细小的科学原则。善与恶、对与错、合法与非法等概念都是要根据情境判断的。
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往往对分析复杂犯罪行为所涉及的混合概念感到不适。面对这种整合了多个科学领域的复杂概念，即使采用新的因果关系模型也很容易总结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在传统的科学领域中，这听起来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当社会科学家需要分析数据或某种现象时，通常需要利用最准确的观察工具，因为他们的观察结果会被用来设计和执行政策。如果使用不准确的工具，就会导致科学家作出不合理的决定，就像一名医生只是通过测量体温就诊断出肿瘤一样。当我们应用科学研究来理解贩卖人口、大规模谋杀或恐怖主义时，使用最好的工具，并提供最佳意见时，就意味着我们在拯救生命。
因此，关于理解犯罪就是理解罪犯的思想和行为的想法是时候该淘汰了。同时我们还必须淘汰其他的一些天真的概念，比如“有组织犯罪”以及任何国家或政府的发展都没有受到犯罪的影响。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概念，对于学术研究或教学中的理论模型是非常有效的，因为这些理论模型都很好地避开了社会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但如果我们不利用科学的工具应对社会真正的复杂性，那么无论我们喜欢或不喜欢，我们都有可能在街头或法庭处理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