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斯蒂克（Stephen Stich）：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哲学名誉教授，美国罗格斯大学哲学系及认知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有一种自古以来就有的战略，它被用来保卫哲学观点，也被用来支持推理的规则（在科学等领域）以及道德原则，捍卫对知识、因果关系和意义等现象的解释。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显示，这一存在了2 500年的战略应该被淘汰了。
这种战略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当一个事件（现实或虚构的问题）被描述出来后，哲学家就会问：“我们对于这件事能说什么呢？故事中的主角真的有知识吗？主角的行为在道德上是被允许的吗？第二次事件是不是由第一次事件引起的呢？”当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哲学家和他的听众会自发地作出相同的判断。
当代哲学家将这种判断称为“直觉”。在哲学理论中，我们的直觉是重要的证据来源。如果一位哲学家的理论与我们的直觉一致，该理论就会得到支持；如果这一理论与我们的直觉不一致，该理论就会受到挑战。如果上过哲学课，你就会发现这种方法很常见，但这并不仅是一个哲学家在课堂上使用的方法。最近在罗格斯大学哲学系的一个讨论会上，我坐在会议室的后排，数了一下，在一位哲学界冉冉升起的明星长达55分钟的演讲中，“我们的直觉”这个词组共出现了26次，粗略算一下，大概每两分钟就会出现一次。
虽然这种现象在当代哲学中并不少见，但所谓的直觉也确实太多了。这次发言中还有一个司空见惯的问题——演讲者从来没有告诉听众“我们的直觉”中的“我们”究竟指的是谁。当一位哲学家提出“我们的”直觉、知识、因果关系或道德许可的观点时，他究竟在谈论谁的直觉？事实上，哲学家几乎从来都不用面对这一问题。但如果他们真的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回答也可能是非常模糊的。在哲学中，只要保持专注，并且对事件有一个清楚的了解，那么作为证据的直觉指的就是所有理性的人都会有的直觉。根据那些捍卫这种方法论的人的看法，直觉更像是认知，几乎是人人共有的。
我一直认为应该对“我们的直觉”持适当的怀疑态度。哲学家怎么能安心地继续从事这样的研究，并且坚信所有理性的人都共享着他们的直觉呢？在过去的30年中，这种怀疑的观点随着文化心理学的出现而得到了加强。事实证明，文化发展得越深入，它从推理、记忆、知觉等方面对心理过程产生的影响就越广泛。
此外，在一篇重要的文章中，约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史蒂文·海因（Steven J.Heine）与阿拉·洛伦萨扬（Ara Norenzayan）举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从大范围心理研究的角度来看，“WEIRD人”是非标准样本。他们认为，WEIRD人是“世界上最古怪的人”。而绝大多数哲学家都是WEIRD人，他们绝大多数为白人，以男性居多，都接受过大学或研究生教育，而在哲学领域，不分享专业直觉的人会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是不是因为以上这些因素单独或综合地起作用，才使得专业的哲学家以及他们取得成功的学生分享更多的直觉呢？
大约十年前，一群哲学家带着这个疑问，还带着心理学和人类学同行的同情，试图制止“他们的直觉被广泛共享”的假设，他们特意设计了一系列实验来研究自己是不是真的接受“我们的直觉”这种理论。反复研究后发现，哲学的直觉确实是随着文化以及人口统计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的。那么，哪一种哲学的直觉是变化的呢？哪一种又是具有普遍性的呢？在这些问题有确定的答案之前，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我们有许多重要的直觉要考虑，有大量的文化和人口群体要考虑，也有大量方法论的误区要去发现和避免。但对于那些支持传统的、以直觉为基础研究方法的哲学家来说，上述“实验哲学家”的前期努力并没有受到热烈欢迎。一位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曾声称：实验哲学家“恨哲学”。他和其他人已经找到了有效的应对方式，他们坚持认为，我们对普通人或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群进行的直觉研究，得出任何结论都不重要，因为专业的哲学家对知识、道德、因果关系以及其他方面的判断都是专业的，所以只要他们的直觉是认真严肃的，就可以了。
这场争论还要持续很长时间。但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样一个结论：不应该一再谈论“我们的”直觉，而不指出“我们”究竟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