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拉·贝齐格（Laura Betzig）：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著有《专制和微分繁殖》（Despotism and Differential Reproduction）。
许多年前，我曾坐在一位亚马孙丛林之王的旁边，听他谈论文化。他引用了自己老师的一段关于文化独特的叙述：文化本身就自成一体。它除了使我们成为单纯的生物体之外，还包含更多内容，它将我们从人类进化史对创新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它将我们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让我们变得与众不同。
美国人类学家拿破仑·查冈（Napoleon Chagnon）对此并不十分认同，我也是。
如果人类社会的存在已有十万年——从南非的箭头到多尔多涅的维纳斯雕像，文化除了使我们努力地繁衍子孙后代之外，对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影响吗？如果有记录的文化已有十万年——从中东庙宇的纳税账户到纽约海港自由女神像上的碑文，除了让我们为后代拥有优异的遗传特性而奋斗外，文化对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影响吗？
对于十万年或更多年，史前的掠夺者可能活得像同一时期非洲或亚马孙河流域的掠夺者一样。他们可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获得平静的生活，但偶尔也会因生产或繁殖问题而发生争斗，获胜者可以与更多的女性同居，并养育更多的孩子。如果他们生活在优势地区，可能会更喜欢争斗，因为在这些地区更容易得到资源，而在附近的其他地区则很难找到食物和住所。
然而，在大约一万年前，最初的文明形成了。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埃及，从印度到中国，然后到希腊和罗马，统治者们像社会性昆虫一样，将他们的一些下属变成了“不育等级”，但他们自己的子嗣却格外多。罗马帝国皇室任命宦官为宫廷总管，负责管理皇帝的寝宫、皇室的财产以及数百名皇室子嗣。随着宫廷总管权力不断扩大，他们在罗马帝国后期掌握了兵权，并替皇帝发号施令。后来，由于野蛮人入侵，皇帝携其后宫逃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
圣彼得共和国接管了人烟稀少的欧洲西部。从克洛维国王建立的墨洛温王朝（定都于巴黎），到查理曼帝国（定都于亚琛），再到后来莱茵河以东区域的神圣罗马帝国，贵族联姻就像鸟类的合作繁殖一样。贵族子女中有一些是独身，因为他们要帮助抚养其他人的孩子。修道院院长、神父和主教负责管理房产、招募军队或指导他们的侄子、侄女进入修道院学校学习；他们的兄长指定继承人，并在各地都有私生子。随着十字军乘船抵达近东地区，哥伦布率领第一拨移民横跨大西洋。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成群的穷人为了寻找可以自由呼吸的土地，逃离旧世界，来到了美洲大陆。成千上万单身的奴隶、农奴以及未婚的牧师和修道士，他们就像鸟类合作繁殖中的帮助者，或是社会性昆虫中的不育等级一样，离开了主人、教堂、修道院，来到了美洲。他们组建自己的家庭，希望自己和后代可以得到自由。哲学家托马斯·潘恩（Tom Paine）在《常识》（Common Sense）一曾这样形容一名普通人：“自由曾在世界各地遭到迫害，亚洲和非洲曾把它驱逐出境。欧洲把它当作一个陌生人，英格兰曾警告它离开。啊！接纳逃亡者，及时为人类准备庇护所。”
从那时起，当我在学习拿破仑·查冈时，对我来说“文化”就像“上帝”一词的另一种形式。一些善良的人（最善良的那些人）和一些聪明的人（最聪明的那些人）在宗教中寻求解释：他们相信，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在指导我们的行为。而另外一些善良的人和聪明的人则从文化的意义上进行解释：他们相信某些人类是一种超级动物，把他们美妙的声音作为合唱的一部分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但最后，我仍然不明白文化的定义。对我来说，适用于动物的法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
这样的一生，已足够壮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