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特·米尔斯（Kate Mills）：伦敦大学学院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博士生。
目前，无论是个人资助还是受雇于科研机构，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都必须接受过正统教育。这不仅包括12年的义务教育，还包括6～10年的大学教育，可能还要有数年的博士后研究经历。这些传统教育确实教授了一个人成为一名成功的科学家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而各个年龄段人群接受的非正式教育，只能帮助他们通过科学知识认识这个世界。
这些“平民科学家”经常能通过自己的研究减轻学院派研究员的负担，而学院派研究员则总是忙于大数据相关的项目。平民科学家对星系识别或神经示踪这样的项目都有所贡献，但却享受不到像支付报酬、著述这样的传统奖励政策。然而，对于只经过非正式培训的平民科学家来说，如果限制其数据收集和数据处理，就会使他们在研究设计、数据分析和数据解释方面的能力大打折扣。征求这些参与科学研究的个人（例如，儿童、病人等）的意见，可以帮助传统科学家设计出生态效度更高、更合理的研究方案。同样，这些人也可能有他们自己的科学问题，或者能够为研究结论的解释提供新的角度和不同的观点。
重要的是，科学不仅局限于成年人的世界。有的八岁儿童参与过科学报告的撰写，也有十几岁的少年因为在人类健康问题上的重大发现，为自己赚取收入。但不幸的是，很多年轻科学家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研究资助者大多认为，这些年轻的科学家应用了既有的科学研究成果，所以他们能取得这些成绩是理所应当的。开放获取出版物以及许多开放科学知识的举措，都为平民科学家提供了良好的科学研究环境，但许多传统科学实验对于那些没有足够资金的人来说，仍然是遥不可及的。
大多数心理学研究都是针对个体样本的，而所选择的个体样本并不能代表所有人，所以我们通过科学所得到的自我认知可能就会被曲解。大多数非临床神经影像学的研究所选择的样本是“WEIRD”样本，即西方人（Western）、受过良好教育（Educated）、生长在工业化社会（Industrialized）、富有的（Rich）、有民主思想的（Democratic）。提高对这种偏见的认识，可以促使研究人员积极寻求更具代表性的样本。然而，很少有“WEIRD”科学家会意识到这一偏见并对其进行讨论。
如果使用研究经费和发表科研文章都是由这些经过正统培训、在学术界取得成就的人所操控，那我们对科学问题及其解释的认知就可能存在偏颇。有些人也许不适合学院式的学习方式，他们只不过因为好奇，想通过科学研究来了解这个世界，但却面临着许多障碍。由于研究经费以及能够提供的科学研究职位日益减少，团体资助项目（甚至是科学家）也开始受到同行科学家的重视。然而，在没有公共机构支持的情况下，进行某些科学实验也变得更加困难，例如，涉及整个人类的研究项目。对于科学研究项目来说，团体支持制衡机制必不可少，但或许它们也可以从传统的学术环境中解放出来。
这就意味着，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将更贴近实际。由此而产生的新的伦理问题需要被讨论，基础设施的建设也需要能适应这些有别于传统的研究方式。这样，那些不同年龄、背景的平民科学家将会取得更多的科学新发现，以前从未听过的声音将会对了解世界作出宝贵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