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克兰西（Kathryn Clancy）：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人类学助理教授。
2012年，我发起了一个项目，是关于科学家野外工作情况调查采访的。受访者中，有超过60%的人曾遭受过性骚扰，20%的人曾遭受过性侵犯。而性侵犯只是我和我的同事们调查发现的开端，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受访者的心理和身体都受到了侵害。比如，他们被迫从早到晚超负荷地工作，却没有被告知什么时候可以回营地休息；他们不被允许上厕所，受到口头威胁和欺辱，以及被剥夺食物。施暴者多为同行中资历较深或年长的科学家，而受害者则多为刚毕业的女性研究人员。从开始分析这些数据以来，每当我再读到实证性研究论文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在这些研究论文的背后，那些受到虐待的人。
当研究得到的回报是数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纽约时报》的报道、诺贝尔奖或者仅仅是授予终身职位时，我们常常会不惜任何代价去追求科学发现和科技创新。这种“科学研究比科学家更重要”的观念正是现在必须消除的思想。
科学领域的观点认为，将科学创新立于人之上是最理想的方式。这种观点假定科学领域并不仅是任人唯才，而且，作为一位科学家，他是谁以及他来自哪里，对于他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功并没有任何帮助。然而众所周知，阶级、职业以及受教育的程度也是因种族、性别以及其他方面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些因素会影响一个人是否会选择科学研究作为职业，以及是否会在科学领域中留下来。同我们的观点一样，科学研究领域是由人主导的，而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带有隐性偏见。科学家们也都了解这些情况（我所参考的文献也都是出自这些科学家之手），但我不确定这些影响是否已经内在化了。由于隐性偏见和工作环境的多样性，社会结构和身份差异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形式，从而增加了像过度劳累和性骚扰这样的侵犯行为发生的几率，特别是在弱势群体中。
科学家不能对科学工作中存在的人文问题视而不见。关于难以平衡生活和工作的讨论，在科学家之间越来越多。而这些对话的中心观点都是：我们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通过时间管理和优先事项管理，为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但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对于那些从实习期坚持过来的科学家来说是奢侈的。作为一名被关在实验室或是放逐到野外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几乎没有方法可以改善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
超负荷工作和剥削对科学进步的促进作用，不可能像人道主义、公平、有礼的工作环境一样有效。例如，最近通过对社会关系模型的研究发现，当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由女性而不是外围成员组成时，这些实验室会发布更多论文。更进一步来看，多年的反生产工作行为研究表明，创造强有力的执行政策和独立的报告流程，可以改善工作环境，并且员工的工作效率也会有所提高。实践证明，在科学界，磨难、过度劳累、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心态并不能带来最好的工作成果。
科学家的生活应该优先于为了促进科学进步而进行的科学研究。许多科学家都会感到恐惧——被超越的恐惧、不能得到终身职位的恐惧、没有足够研究经费的恐惧，甚至是对于被剥削的恐惧。但我们不能让恐惧毁掉我们作为科学家应有的美好未来。学术卓越的标准不应该是基于谁能从磨难中坚持过来，而是应该基于谁凭借智慧为科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实习生需要有工会和制度的保护，资深科学家则应该推动文化变革。一个有包容性、人性化的工作环境一定能够产生最严谨、可以改变世界的科学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