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奥尔特（Adam Alter）：心理学家，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市场营销学助理教授，著有《粉红牢房效应：绑架思维、感觉和行为的9大潜在力量》（Drunk Tank Pink：And Other Unexpected Forces That Shape How We Think, Feel, and Behave）。
1984年，纽约成为美国第一个颁布强制性安全带使用法律的州。其余大多数州政府也都对此举表示支持，并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之间相继颁布了相关法律。但有少数研究者却担心，安全带的使用反而会使人们在开车时放松警惕。研究者认为人们谨慎驾驶正是由于担心会发生意外事故而受到严重伤害，如果安全带的使用可以减少严重受伤的危险，那么人们谨慎驾驶的动机自然也就减弱了。
正如司机太过于依赖安全带，会在开车时放松警惕一样，社会科学家太过于依赖可重复性原则也是非常危险的。当审查新的研究假设时，我们会觉得这些研究假设的正确率为1/20是比较正常的。而如果我们将同一实验重复2～3次后，仍能得到相同的结论，那么就更加可以确定这个假设是正确的。学生们都被教导通过可重复性研究，谎言终将会被揭穿，而经过实践检验，不可靠的研究结论也会被粉碎，所以在科学发展史上，只有那些可重复的、确凿无疑的研究结论能够被记录下来。但不幸的是，这个极具说服力的理论实际上根本不堪一击。
正如汽车安全带的例子告诉我们的，当研究人员因为过度依赖可重复性原则而不再严谨治学时，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实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越来越没有价值，研究人员也就不再精益求精，不再重视实验细节，反而粗糙的实验方法大受追捧。
同样地，学术期刊也更倾向于发布一些并不十分严谨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认为会有其他研究者检验这些研究成果的真实性。但事实上，只有一小部分曝光率较高的研究成果是通过可重复性检验得出的，因为相比于新的研究成果，推翻旧理论并不会给研究者带来更大的科学成就。由于时间和资源有限，研究者倾向于专注新想法的实验，而不是对旧理论的质疑。科学界记录了数以千计的初步研究成果，但这些初步研究成果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被彻底地重复、推敲和审查。
不能有效地辨别错误的研究结论，就很难从众多凭侥幸取得的结论中找出鲁棒性强的研究结论。而更糟的是，我们过于依赖可重复性原则，过于相信会有研究者揭穿谎言，导致我们过于相信那些还没被重复验证的结论。实验的可重复性确实是科学研究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幻想利用可重复性作为粉碎错误理论的利器是不切实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