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桑普森（Scott Sampson）：丹佛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典藏组副主席，古生物学家，著有《恐龙奥德赛：生命网上的化石线》（Dinosaur Odyssey）。
自然是由客体组成的，这是科学界中最主流的认识。当然，自然的一切实践活动都以其物质性为基础。我们将自然界物质化，这样就可以测量、实验从而认识自然，最终揭开它的谜底。最典型的做法是将自然现象拆分为各个组成部分。举个例子来说，在大多数动物学家的眼中，动物的特性由它们的基因、生理和族群等构成。
这种认识很有说服力，也主导了几个世纪，其趋向简化和物质化的特性给我们的研究带来很大方便，但是也阻止了我们将自然本身看成是有生命的主体。也许有人觉得，没有证据支持这样的异想天开。也许达尔文进化论传递给我们最深刻的事实是，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都来自同一个家族，这就足以证明自然是有生命的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如此有智慧的见解仍然徘徊在人群之外。甚至那些完全相信有机生命是演化而来的人，都倾向于将自然看成是等待被开采的对象，而非值得我们尊重的亲人。
如果科学将自然看成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会如何呢？我们需要抛弃以往珍视的物质性吗？当然不用。尽管社会科学家的研究领域各有不同，但大部分研究都不会与家人和朋友建立情感纽带。在科学的历史上更是如此，是时候将这种主客体的两重性拓展到与我们共享同一个世界的其他生命上去了。
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难以持续的行为，都能追溯到破坏与自然的关系上，这是因为人类总是将非人类世界看成是无意识、无感觉的客体。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将很可能要依赖于人与非人类世界相互关系的改善。但是，如果我们不关心自然，又怎么会促进这种可持续的关系呢？
我们需要一种能够重新使世界充满生机的世界观。这种思维转换，至少需要将自然主体化。将自然看成主体的观念并不是新近出现的。你看世界各地的原住民不是都倾向于将自己看成是那片土地的儿女吗？在那片土地上成长的都是亲人。我们需要向这种古老的智慧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主体化就是内在化，让外部的世界进入我们的内心。在我们的意识中，与我们共享一个世界的主体是关系密切的，而客体在我们心里是死的。努力在各种关系中找寻“我们”，对自我的界定就会放宽进而变得模糊。在与宠物、森林等非人类世界的交往中，很多人都有过这种与自然融合的感觉。
但是，我们怎么可能对整个自然进行如此大面积的主体化呢？毕竟，世界观是根深蒂固的。它们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重要却很容易被忽视。
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一些可以在科学本身找到。西方传统的还原论者已经将关注点聚焦在物质的本质上了，即“物质是由什么组成的”？然而几个世纪以来，还有一个平行的方案，默默探究了模式和结构形式的科学含义。第二种方法以达·芬奇为代表，致力于挖掘关系的内在含义，而对其量化有着众所周知的困难，因此他只能画出来。最近，模式的科学内在经历了复兴，生态学和复杂的自适应系统等领域都转向了这个方向。但是我们只抓住了表面，要理解关系还有很多整合工作要做。
另外一部分答案，可以在教育学中找到。我们需要培养自己的孩子以新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冒着被指责为异教学说的危险，我认为，科学教育可以通过观念上的主体化来复兴。当然，科学的实践必须尽可能地客体化。但是，与自然的交流可以通过将其视为客体和主体两种方式。
想象一下，如果科学教育大部分在户外进行，直接与大自然多方位接触；想象一下，如果鼓励同学们深入了解某个地方的历史和生态系统，进而建立一种有意义的感觉；再想象一下，如果导师和教育家强调的不仅仅是某种花、昆虫等生物如何鉴别、有什么功能，也强调将有机体作为一个与其他物种、与我们有密切关系的可以感知的生命体；如果要求同学们花更多的时间学习某种植物或者动物的世界是怎样的，又会如何呢？
这样一来，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就可以在人类和自然之间搭一座桥。最终，科学的教育与其他领域的学习相互呼应，可以穿越层层阻碍，将感知的世界从“客体的集合体”转变到“主体的结合体”，到达人文历史学家托马斯·贝里（Thomas Berry）所描述的“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