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尼·萨马拉辛哈（Buddhini Samarasinghe）：分子生物学家。
数据显示，一个人骑马摔死的可能性是1/350，而吃摇头丸死亡的概率是1/10 000。但你可能更愿意骑马的时候被摔死，也不愿吃摇头丸致死。然而2009年，一名英国药物滥用咨询委员会的主席科学家说，这个观点让他被解雇了。戴维·纳特（David Nutt）教授的职责是，为政府官僚们提供非法药品的分类建议，分到哪类取决于药物产生的危害大小。他被解雇的原因是，他发表声明强调，英国政府在麻醉药上的政策与科学依据相违背。严格来讲，像大麻等药物在医学上至今仍属于非法药品。
很悲哀，一旦涉及到政治上有争议的科学话题，科学家就被禁止发言。美国政府在2007年用类似的手法堵住了气候科学家的嘴，报道称，1 600个被调查的科学家中，46%都被警告不能使用“全球变暖”这样的字眼，43%说他们发表的作品被颠倒黑白地修改过了。美国为即将到来的气候变化所做的准备被封杀了，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冻。
再往前追溯一些，尼古拉·瓦维洛夫（Nikolai Vavilov）的故事仍然令人胆战心惊。瓦维洛夫是苏联时期的一名植物基因学家。他在1940年因为批判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伪科学观点被监押。瓦维洛夫几年后饿死在监狱中，而“李森主义”在1948年被判为非法。苏联的农业因为李森科主义的缘故凋零了几十年。同时，饥荒也使很多人丧生。
在牛津词典中，“科学方法”的定义是：包括系统地观察、测量和实验，最后将其公式化，再检验、修改的一种方法、过程。科学方法是我们揭开真相最精良的武器。正确应用的话，它会将我们的偏见进行修正。科学家被训练为使用这个武器的士兵，他们手执“科学方法”探索我们周围的世界，他们揭示的事实可能与我们的想象相悖，但是，当基于证据并通过了严格考验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必须要承认它。
通过上面这些被边缘化的科学家的例子，我想阐述的是在政策决策中不尊重科学的后果。但是有时候，科学家自愿被边缘化。科学家想专注于收集数据、发表结果，内心拒绝参与公众活动。
在科学界，有一种心照不宣的观点，认为科学家应该在象牙塔中进行科学探究。科学家被认为是公正的、高冷的群体，一心钻研他们的工作，与外围世界隔离开。人们希望他们只做实验，找到真相，然后告诉所有人，让大家决定该怎么办。
这种想法是站不住脚的。科学家有责任参与到公众决策中去，特别是涉及到他的发现的时候，他应该积极为政策提供建议，监督政策的执行。科学影响着地球上每一个个体。让发现事实真相的人远离政策制定的过程是非常可笑的。科学应当成为公众讨论中必要的一环。但现在看来却不是。这种隔离有可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以下几个例子便可以证明：
◎毒药可以缓解慢性病患者的疼痛，将毒品的买卖定义为犯罪很不合理；
◎国家重大事件的传播产生令人烦恼的延迟；
◎苏联时期，违背科学而造成的饥荒。
科学家不应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管做科研。也许我们应该扩大科学方法的影响面，让民众重视我们的意见。年轻的科学家应当理解向公众解释其发现的价值和重要性。科学家不应该躲避争议，因为有些话题本来是没有争议的。疫苗的功效，进化的过程，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这些在科学界是意见一致的。但是在公众的圈子里，主流媒体大肆渲染，政治家寻求连任，这些不争的事实好像成了不确定的猜想。科学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如果证据告诉我们一些新的东西，就应当将它们考虑到政策中去。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它们不受欢迎或者实施起来不太方便就忽略它们。
通过积极倡导有科学依据的决策，科学家可以扩大科学研究的传播范围，逆转近些年忽视科学的潮流。这样，公众将不再认为科学家脱离现实，研究些没用的东西；科学家将重新得到公众的信任，长期的科研也会因公众的投资而避免夭折。星际竞赛，人类基因组计划，寻找希格斯玻色子，还有好奇号火星车的任务都将受到热烈欢迎。科学的发展要求科学家积极参与到公众中，那种认为科学家只应埋首在实验室中的想法应该被摒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