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里安·克雷耶（Andrian Kreye）：《南德意志报》艺术散文专栏编辑。
戈登·摩尔于1965年发表的文章中预言，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量将每年增加一倍，这已经成为数字化时代最为盛行的科学预言。尽管摩尔定律仅仅是一个猜想，但它已经成为简单公式中构建复杂过程框架的模型依据。然而，种种技术层面的原因表明摩尔定律或将不再适用，例如相关领域人士一致认为，当晶体管尺寸小于5纳米时，这一定律将不复存在，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的10～20年间，集成电路上晶体管的数量将会达到最大值，随后大幅下降。另一个原因是，量子计算机很有可能将计算技术推向新境界，3～5年内也将变成现实。但是，摩尔定律之所以应该被淘汰不是出于技术层面的限制，而是它误导了人们对于进展的认知，若对待摩尔定律的终结过于慎重，将会放大认知过程中产生的错误。
首先，摩尔定律引导我们以线性的眼光看待数字化时代的发展历程。这简单的发展曲线是古时小麦和棋盘问题的数字化等效，只是这棋盘可能是无穷大的。就像发明国际象棋的波斯人，要求国王将麦粒按等比数列摆满棋盘一样，数字技术似乎也是呈指数趋势发展的。指数模型忽略了数字化进程的并行性，这一进程不仅包括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也有几乎无法量化的科学、社会和政治的变更。
然而，摩尔定律认知模型已经建立了对于生物技术历史的描述，只是变化更加复杂。我们可以单纯从人类基因组测序成本的直线下降中看到发展的速度，2000年测序成本为30亿美元，而到了2013年8月，由于技术的创新，测序不再具有挑战性，导致X奖基金会取消了奖金高达1 000万美元的基因组学Archon X奖。
对于数字化和生物技术的发展进程而言，用线性方式来形容是不够的。集成电路的威力一直是促使数字技术大规模发展的动力，如同推动城市发展的轮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种技术都在不断完善，但就二者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而言，还有改进空间。
大约25年前，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告诉我一个计算机技术方面的范式转换。他们说，将来和某台计算机相连的其他计算机数量，会比它自身集成电路中的晶体管数量更为重要。对于一个喜欢研究计算机技术，却又没有身处前线的作者而言，这是一个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消息。后来过了几年，马赛克浏览器出现了，它的重要性就像是我听到第一张甲壳虫乐队的专辑，就像我父母看到登月第一人一样。
变化如此之快，如此多层次并且互联互通，使得人们难以理解。科学、社会和政治变化总是随机出现，结果也复杂无序。音乐和媒体行业的发展速度减慢，而出版业和电影业则未受影响。伊朗爆发失败的“Twitter革命”与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运动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在马格里布（Maghreb），二者的结果却大不相同。有时社交网络会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影响社会，比如它的盛行导致了西方社会的文化孤立，却帮助人们共同交流。
人们观察到了这类现象的大部分，却无法给出解释，往往事后才发现，线性进程模型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许多伟大的数字化创新，比如病毒视频和社交网络，都无法实现盈利，这说明要完全掌握数字化进程是多么困难，其他例子还有很多。摩尔定律和它在其他学科进程的无数应用，导致人们对最不可预见的领域——历史进程，产生了可预测的幻觉。
如果任由摩尔定律自由发展而终结的话，这些推理的错误将被放大。峰值理论已经成为文化悲观主义的专属知识。若摩尔定律成了一项有限定律，数字化发展也会被视为趋向最大值、随后终结的进程。但二者都不会发生，因为数字化领域不是有限的，而是和科学、社会、经济和政治等类似领域相连，拥有无限运算可能性的领域。因为数字化进程不再依赖于量化和线性发展，即使其中一个分支终止，它也不会终结，甚至不会减慢。
1972年，棋盘上的麦粒问题成为罗马俱乐部马尔萨斯人口论相关书籍《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的神话背景。摩尔定律影响力的高峰将会给人们带来幻觉——认为数字化领域是有限的，最坏的情况可能就是这一想法会盛行起来，如同摩尔定律产生的可预测性进展。毕竟，从来没有疯子会举着牌子大喊：“还远不会结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