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利瓦伊（Margaret Levi）：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政治科学教授，合著有《为了他人的利益》（In the Interest of Others）。
理性经济人是一个错误且陈旧的概念，淘汰这一概念需要做很多努力。人类可能是自私且个人主义的，有时仅仅关注自己的经济利益。但即使是和这一想法最密切相关的人，也从未完全认同。英国哲学家霍布斯（Hobbes）认为，人类更喜欢根据黄金法则行动，但他们的处境往往使其难以实现。假如没有法律法规，生存于偷窃和掠夺世界中的人们就会通过自私的行为来保护自己。亚当·斯密提出，“无形之手”会引领个体追求私利，他也同时意识到个体具有情感、情操和道德等，能够左右他们的思考。即使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也不确定，狭隘自私的个人主义是否是对人类行为的正确判断。他不在乎这一推论正确与否，他在乎的是它有没有用。答案是不再有用。
从理性经济人衍生出的理论和模型通常是基于另一个存在问题的假设——完全理性。相关但不同的科学成果利用理性行为质疑每一狭隘自私的动机。哲学家比如尼采和精神分析理论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人们的行为方式多种多样，这些方式也许是可以解释的，但更多的是出于动物本能，而非计算手段。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都揭示了认知局限削弱理性计算的程度。
个体能采取的最佳手段无非是西蒙提出的“满意策略”，但由于认知局限，也不能有效实现目标，他们还是会以自我利益为中心。以上这种理性经济人的核心观点也应该被淘汰。达尔文和受他影响的其他人长期以来都认为，人类和其他物种一样，至少从狭义上来说，保护幼崽以保留基因库的行为是无私的。大部分人甚至做得更好。某假设认为一旦有机会，人类通常会选择不劳而获，但许多实验结果反驳了这一点。确实，大部分人会根据互惠和公平的原则行动。很多人会做出牺牲或放弃较大回报，也有一些甚至可能付出很大代价（在一定程度上）来“做对的事”。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在很久以前就提供证据表明，人类是一种社会型动物。个体处于社交网络和社区中，就会出现更为复杂的互惠和道德义务模范。因此，社会学家如今已经可以解释这些总体现象了：战争期间大规模的志愿参军、抗议和对社会做贡献等。
否定理性经济人并不意味着完全排除狭隘自我利益主宰的情况。实验结果表明，不同的社会化过程能够产生截然不同的推断：经济学研究生比其他专业学生更有可能选择通过不劳而获的途径获得财富。至少两种情况会导致形成个人的自私心理，并显著减少“命运共同体”观念，即产生于相互依赖和感觉有义务相互帮助的人之间。第一种情况是极度贫穷，第二种情况是极度激烈的竞争。那些贫困饥饿的人群倾向于将重心放在满足自己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反乌托邦小说表明，为了得到食物、住所和安全保障，最后会导致盗窃和谋杀。经典的老鼠实验也能得到相同的结论。
极度激烈的竞争至少会减少对眼前目标的关注度。然而，努力成为王者或国王的某些方式，会形成类似于霍布斯世界的情形。莎士比亚经常能够捕获环境和野心的力量。他笔下的“玫瑰战争”就是打着服务国家的幌子，实现狭隘自我利益手段的最佳证明。或者我们可以看看最近的商业道德（更确切的是商业道德的缺失）事件。
人们经常或频繁地受到鼓动，而表现出超越狭隘私利的行为，这一现象完全符合动机行为中物质刺激的重要性。我们喜欢奖励而害怕惩罚，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我们更喜欢奖励而希望避免惩罚。然而，即使有大量金钱关乎生死，或对健康有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伦理、道德和互惠原则仍会影响人们的决策。很少有人愿意为一项事业或一个原则牺牲一切，但大部分人还是愿意牺牲一些东西。
过去200多年间，研究者把理性经济人这一概念作为人类动机的基础，已经产生了大量的理论和研究。作为一项基本假设，理性经济人促成了经济学领域部分的最佳成果。作为陪衬物，它帮助产生了认知局限、社会互动的作用和道德动机等方面的成果。这一概念的力量曾经很大，但现在衰退了，新的更好的范本和方法已经实现了接替。它们对人类行为动机有着更为现实和科学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