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rry Turkle--雪莉·特克尔：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科技与自我创新中心主任。著有《群体性孤独》。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采访了人工智能创始人之一马文·明斯基（Marvin Lee Minsky）的一名年轻学生，他说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明斯基正致力于建造一台绝佳机器，连“灵魂都想居住其中”。而最近，我们慢慢由抽象变得注重实际，设想制造出各种机器人：用于照顾老人和小孩的机器人、教学机器人和性爱机器人等。回想那个学生的话，如今我们试图发明机器，并非为了让灵魂住在里面，而是我们出于自身的喜爱，想和它们住在一起。
拥有人造知己和恋人的梦想混淆了一些本不该混为一谈的类别。人类有躯体，有生命周期，有家庭生活，从依赖到独立，渐渐成长。这给予他们各种体验，依恋、失落、痛苦和对疾病的恐惧，当然还有死亡，这些都是人类特有，而机器没有的。我并不是说机器不够聪明，或是不能学习惊人数量的事情。相反，它们能学会的事情要比人类所知的更多。但是当我们需要友谊和爱时，它们并非正确的倾诉对象。
创造出提供工具性帮助的机器人伙伴（比如保护你在家的安全、打扫卫生、拿高架子上的物品等）自然是个很棒的主意，但和它谈论人际关系就比较糟糕。关于人际关系的对话是人类独有的，依赖于拥有相似体验的双方，这些体验来自人类的躯体、局限性和生命周期。
我们应该忘掉机器人伙伴这一想法。
我们似乎已经忘记，只有人与人之间才可以相互关心和对话。“对话”一词来源于一个表示“彼此靠近和亲近”的词汇。交谈时，你必须倾听他人，设身处地，读懂他们的姿势、声音、语气和沉默。你带给别人关怀，诉说经验，希望对方亦是如此。一个能共享信息的机器人固然好，可如果要提供友谊和亲密感，那你还是去找真人比较合适。
例如，当我们想给孩子提供机器人保姆时，往往会忘记，孩子的茁壮成长是因为感受到大家对他始终如一的关爱。和人类在一起，他能意识到说话、声音、音调变化、脸部表情和身体所呈现的动作是如何与意义融为一体的，他能学习到人类情感如何层层体现，灵活且自然。这些事，机器人都教不了。
我们讨论机器人伙伴时，有一种通用模式，我称之为“从聊胜于无到无与伦比”。我听见人们一开始说，有机器人陪伴总比没有强，因为“没有人做这些工作”，比如在疗养院干活或是当保姆，所以这些人开始从机器中寻找各种可能。后来，从人们的话中，我似乎感觉到机器可以提供的服务比生活中的都要好，因为人类保育员也许会虐待小孩，护士可能会犯错，疗养院服务员或许不够聪明或者没受过高等教育。
对机器人伙伴的青睐体现了我们对他人的不信任。我们把人工智能看成避免独处的零风险方式。我们害怕没人关心，所以被机器人吸引，因为它能使我们产生“陪伴不需要友谊”这样的错觉。渐渐地，人们甚至认为它可以提供“无须亲密的爱情”。我们把机器人放在不该放的地方，不是因为它们属于那里，而是因为人类对彼此的失望。
长期以来，寄希望于人工智能或机器人，体现了持久的技术乐观信念——科学可以拯救一切。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机器人似乎总是骑士精神的象征。它们在战争地区和手术室挽救生命，在外太空、沙漠和深海工作，而人类很难做到。但是在寻求机器陪伴的过程中，我们所需要的并非是骑士般的壮举，而是简单的救赎。
那么，什么是简单的救赎呢？就是希望机器人可以陪伴我们，和我们说说话，让我们得到安慰。
在过去15年的研究中，我看到关于简单救赎的希望从未消失，并且愈发强烈，尽管大多数人根本没有和机器人相处的经历，只是使用过像苹果手机上的语音助手Siri一类的东西，对话很可能就是“定位一家餐馆或一个朋友”。但是我的研究表明，用Siri“定位朋友”也会很快变成“交朋友”，比如把Siri当成在某些方面更好的密友，你可以随时和它讲话，它绝不会让你生气或失望。
人们喜欢没有相互依存关系的、唾手可得的友谊，可在我看来，机器人伙伴带来的简单救赎却不那么简单。我们必须改变自己来适应这样一种新常态，在此过程中，我们也改造了人类价值和人情纽带。甚至在发明机器前，我们就改变了自己。我们认为自己是在制造新机器，而事实上却是在塑造新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