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斯珀伯（Dan Sperber）：匈牙利布达佩斯中欧大学社会学家、认知学家，合著有《意义与关联》（Meaning and Relevance）。
什么是意义？有多种理论可以解释。但我认为，如果我们认真地讨论一下，为什么首先需要一个关于意义的理论，那么就会发现，若大多数理论都已过时，且剩下的并未得到认同，这也不会影响到我们对于意义的理解。
“意义”通常用于指语言表达项（例如单词和句子）的意思，说话者想表达的意思，而这二者截然不同。当你开始学说一门语言时就知道，认识一个单词即知道它所表达的一种或是多种意思（如果意义不明确）。同时你也学会了在句法基础上构建句子意思。单词的意思和句法对于句意的作用是两个相对稳定的语言特征，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改变，不同方言之间也不尽相同。另一方面，说话者想表达的意思作为个人意向的一部分，可通过交流影响他人的信仰或态度。
为什么可以用（至少看起来如此）“意义”这个词来表示两个截然不同的语言现象、语言普遍的稳定特征和社交互动的一个方面？因为有一个简单而强大的教条，用于解释说话者如何向他的观众传达自己的意思。我们知道，他可以将语言意义和说话者意义相匹配从而进行造句，那么听者就只需要“解码”了。
可惜的是对于怎么用语言意义表达说话者意义的解释，虽然简单又有力，却不是真实的。所有学习语言的学生都知道这一点，关键在于，它到底与事实相去多远呢？
我们拿普通的一句话“他走了”作为例子。作为一个会讲英语的人，你肯定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并且在说话或是理解时用到这一知识。然而，你并不一定知道说话者在特定场合下想表达的意思。他可能想说苏珊·琼斯（Susan Jones）回家了，或是某天一只猫离家出走没再回来，又或者“玛丽女王二世号”邮轮驶出了海港。他的意思也可能是邻居最后真的去了警局，或者讽刺和他说话的人，傻傻地以为邻居之前扬言要去报警是真的。又或者，他在隐晦地指出南希·史密斯（Nancy Smith）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完全走神了，诸如此类。以上的一些意思并未全部体现在句子中，有些甚至毫不相干。这样的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他走了”这句话中，而是存在于大部分的英语句子，也可以说是全部的英语句子。虽然语言学家和哲学家都意识到语言意义和说话者意义一般不匹配，但他们绝大多数把这当成有限关联性的复杂化表现，可以通过理想化方式消除，或是留给语言学的一个边缘分支——语用学，进行研究。
前文提到的教条带有如下注释：基本的“编码-解码”机制使得交流成为可能，但十分复杂烦琐，使用时要注意明确全部信息。幸运的是还有一条捷径可走，你可以依靠观众自己来推测你的意思，而非解释至少一部分意思（如果你使用了一个新颖的比喻，可能要解释全部意思），从而避免因完全显性所带来的冗赘。
这个教条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我们从未使用过所谓的基本机制。因为你不会将自己想表达的意思全部进行编码，通常情况是，你根本不会去编码。第二，我们可以轻松推敲说话者未经编码的话语，那么为什么一开始我们还需要所谓的并不实用的“编码-解码”机制呢？
试想一下有这样一个部落，那里的人们想要走出山谷去往海洋，他们总是会沿着前人走过的路，穿过低山口。然而，据部落的圣人说，这只是一条捷径，真正的路线（没有这条路线对比当然也不会有捷径）应该是一条直接通往山顶然后抵达海洋的雄伟道路。没有人看见过那条路，更别说走过了，但是讲得多了，每个人自然都能想象出这样一条路，并且惊叹于圣人的智慧。语言学和哲学领域就出现了许多这样的圣人。
通常，语义学家都是从我前面所批判的教条开始研究的，他们认真详尽地分析了与我们的意识想法相匹配的语言意义。但语言意义真是如此吗？只有一小部分研究人员认为，语言意义可能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意象。它们不同于信仰和意图，也许和句法特征一样难以接近人们原始的意识。而另一方面，它们是无意识推论的最佳输入物，有助于理解。
对于语用学家和心理语言学家，他们应该承认，我们所表达的意思也许和“思维语言”下写在脑海中的单个句子不同，而是在我们的认知环境下，清晰与模糊的不断交替。
认为语言意义和说话者意义相匹配的旧教条，并不能缩小或消除二者间明显的差距，而这一差距可以由特定人类的剧烈认知活动来填补。
让我们把旧教条抛之脑后，寻找更好的意义研究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