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麦克沃特（John Mcwhorter）：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教授，著有《语言恶作剧》（The Language Hoax）。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本杰明·李·沃夫（Benjamin Lee Whorf）迷惑观众，说霍皮人的语言让他们感觉时间是循环的。在媒体中，大学教室里，人们常常因为“语言会带给你独特的世界观”这种观点而激动不已。
但其实这个观点并不是真的，至少心理学实验室（或者学术期刊）之外的人不会感兴趣。人们该淘汰这种观点了，其曾经预示了一种可能性，但是从未被证实，即不同语言代表了不同的生活体验方式。不同的文化确实代表了不同的生活体验方式。词语和表达方式也确实是文化的一部分。手机、听天由命、风水，这些都不是沃夫假设（通常这么叫）关注的部分。他的观点是，语言结构中不发声的部分（语法的原理，词汇占空间的方式）引导了语言使用者体验生活的方式。
事实上，心理学家证明这些东西确实会影响思想，他们通过十分独特的实验发现了在极小的方面确实如此。例如，俄语中有不同的词语来描述深蓝色和浅蓝色，没有一个词仅表示“蓝色”，俄国人确实在标出深蓝色的程度和浅蓝色的程度方面要快124毫秒。另外有证据显示，若语言中的名词分阴性和阳性，其使用者如果在被问及将物品想象成卡通人物的话，更可能认为它们会发出相应性别的声音，或者将它们与相应的性别特征联系起来。
类似这种情况没什么不好，但问题是他们那些理所当然的意识，能否被称作世界观呢？这样的想法无疑是很有诱惑力的。而且，我们通常觉得，没有人认为语言会阻止使用者怎样想，而是语言更可能会让使用者怎样想。
但是我们还会遇到这种情况，语言中会包含我们不想听到的内容，也会有很酷的事情（比如俄语中的各种蓝色、桌子说话是女性的声音）。例如，在中国普通话中，同一个句子可以表示“如果你看到我姐姐，就会发现她怀孕了”，或者“如果你当时见过我姐姐，就会知道她怀孕了，”又或者“你要是见过我姐姐，早就知道她怀孕了。”也就是说，比起英文，中文留下了更多可以根据语境进行假设的空间。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心理学家艾尔弗雷德·布卢姆（Alfred Bloom）沿着沃夫的思路进行了实验，结果表明中文使用者在处理假设情景方面，不如英文使用者。
但是没人想听到这样的消息。还有一长串反例，举也举不完。通过各种各样的实验，你可以发现结果都一样。新几内亚的很多语言都只有一个词来表示吃、喝以及抽烟。难道这就使得他们不如别处的人那样对烹饪敏感吗？瑞典语中没有“擦去”这个词——你得说抹去、移去，等等。但是谁能说瑞典人就不会擦去这个动作呢？
遇到这样的例子，我们常常会说那只是巧合，实验者从中找到的一点点在思想上的不同之处，与语言使用者是什么样的以及他们的世界观如何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得承认，这样的细微差别刚好满足了我们的幻想。
形成世界观的是文化——这其实也是一种世界观。然而不能说文化和语言共同塑造了世界观。否则，那将意味着讲中文的人，整体上对于思考超越现实的东西会有点愚钝。
谁能承认情况确实是那样的？尤其是现在那种想法的萌芽，数十年来已将我们引入了死胡同的时候？霍皮人其实有很多老式欧洲风格的标记时间的方法。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经济学家陈基思（Keith Chen）最近提出，如果语言中没有将来时会使得该语言使用者更节俭。别急着摇头，不是说语言中没有将来时会迫使你存钱！媒体对这一观点感兴趣有好几年了。但是4种斯拉夫语——俄语、波兰语、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都没有将来时态，然而这些国家的储蓄率有很大差异，所以这种观点可以说是无稽之谈。
语言是生活的镜片这种观点，应当在适当范围内谨慎对待，可以在紧张的心理学研究中用于发现无声的结果，而不是从人本主义的角度研究成为人类意味着什么。这种说法的尴尬之处在于，努力记录和挽救世界上濒临消失的数百种语言的人们，常常会说这些语言不能消失，因为它们体现了一些看待世界的方式。但是，如果这些语言并不能代表什么，那我们得为这些拯救行动想出新的理由来。有人希望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能欣然接受，我们之所以拯救语言，就是因为从很多方面来讲其本身是高尚的。
归根结底的问题就是：英语是怎样塑造世界观的？要能回答这个问题，就得找到一种很多人都共有的世界观：贝蒂·怀特（Betty White，美国喜剧演员）、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美国总统）、艾米·怀恩豪斯（Amy Winehouse，英国女歌手）、杰瑞·宋飞（Jerry Seinfeld，美国喜剧演员）、坎耶·维斯特（Kanye West，美国饶舌歌手）、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美国妇女权利运动领袖）、加里·科尔曼（Gary Coleman，美国演员）、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英国女作家）还有博诺（Bono，爱尔兰摇滚歌手）。老实说，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世界观？当然，实验室中的测试可能会找出这些人共有的极少的一点点偏好。但是我们不能认为那就是感知世界的方式，或者反映文化的方式。要是真有人这样看，我们就有了一种全新的学术案例可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