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和哲学教授，著有《宝宝也是哲学家》。
无论是科普写作还是通俗写作，我们对谈论人类与生俱来的特质（也就是“固有的”行为，或一切的“基因”，从酗酒到智力行为）早已司空见惯。有时，这些特征被作为识别人类一般特性的标志；有时，它们又被作为某个特定的人的个体特征。先天和后天的区别仍然支配着有关发展的思考。但是，是时候说说“先天性”了。
当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是先天和后天的交互作用决定了某种特质的发展，但最近的一些科学研究在更深的层面上挑战了这一想法。一种特质并不是各占一点的先天和后天的混合，这种区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错误的。
其中一项发展是项重要的新工作，它探索表观遗传的发展以及这些表观遗传过程的新经验证据。这些研究表明，最终导致形成某些特征的许多复杂的基因表达方式，本身就受环境支配。
以母鼠为例。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迈克尔·敏尼（Michael Meaney）和他的同事将两只基因属于同一族但智力发育不同的老鼠交叉抚育——让聪明的鼠妈妈来抚养愚蠢的鼠崽。结果是，愚蠢的鼠崽发展出了类似于聪明老鼠那样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甚至还将这些遗传给了下一代。所以，老鼠是天生愚蠢还是天生聪明呢？这个问题毫无意义。
还有一个类似的人类的例子。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兰花”气质和“蒲公英”气质的区别在儿童早期就会凸显。具备一些遗传和生理概貌的孩子似乎更多地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包括好的和坏的。例如，最近有一项关于高危贫困儿童的研究，是观察呼吸性窦性心律不齐（respiratory sinus arrhythmia，以下简称RSA）的水平，基本上就是心率和呼吸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RSA的孩子如果与父母的关系很好，其行为问题在后期会比低RSA儿童要少。但如果高RSA的孩子与父母关系恶劣，则会比低RSA的儿童问题更多。那么，他们先天的问题到底是多还是少呢？
对人类学习影响越来越大的贝叶斯模型，最近已逐渐在人类认知报道中占主要地位，它也在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挑战先天的想法。至少从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开始，就一直在争论我们是否有与生俱来的知识。贝叶斯定理根据一组对世界的潜在假设来描绘知识。我们一开始认为，有些假设可能性较小，而有些可能性大些。随着对新证据的收集，我们对这些假设的看法越来越现实。这里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是时候去看看并评估一下那些看似疯狂的想法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能想到的一切，有可能从一开始就存在。还有一个真相是，所有我们想到的都会随着证据的增加而更改。从概率的角度来看，谈论知识到底是先天的还是后天习得的意味着什么，这点也丝毫不清楚。你可能会说，一些假设最初或低或高的概率会被进一步证实。然而，假设和证据是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的。
第三种发展为人类认知能力进化的崭新局面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证据。古老的“瑞士军刀”式的“进化心理学”，和无数不同的受制约“模块”的进化，看起来越来越令人难以置信。时代越近，便涉及越多的发展变化，这在生物学角度来讲是更合理的。这里包含贝叶斯学习能力的增长，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增长的文化传播，更广泛的亲代投入，更长的发展轨迹，更强的假设思维能力。这一切都促使反馈回路形成，可以更快传播人类的行为。进化理论学家伊娃·雅布隆卡（Eva Jablonka）认为：人类认知的进化历史更像是一只手的演化——一种多功能又灵活的工具，具有执行史无前例的行为和解决前所未有的问题的能力，而不是构造一把瑞士军刀。特别是若干学者认为，前期出现的“解剖学现代化”人类和很久以后出现的“行为学现代化”人类的区别，起因是这些反馈回路，而不是某些基因变化。
举例来说，文化学习能力及其受到保护的幼年阶段中的微小变化，可能最先导致行为中的微小变化。但是“文化棘轮”效应则可能导致几代人的行为迅速并持续加速转变，特别是在几个早期人类群体间有着越来越多相互影响的情形下。
文化传递与贝叶斯学习相结合，意味着任何一代儿童都能整合早先几代人积累的信息。这样他们可以设想社会和自然环境可能的架构方式，并执行这些改变。所以每一代人都会在一个新的社会和物理环境中成长，这个新的环境与那些已经逝去的人所处的环境不同，也与新生的一代所处的环境不同。新的社会和物理环境会反过来促使新生代去完成新的发现，再次重塑环境，加速认知和行为的转化过程等。
所有这三项科学发展都表明，几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不仅仅是先天和后天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是两者同时作用的结果。培育是我们的本性，学习和文化是我们最重要和与众不同的发展遗产。
注：本文作者艾莉森·高普尼克的《宝宝也是哲学家》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