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莫·汉内（Timo Hannay）：《数字科学》（Digital Science）杂志常务董事，“自然”网站前负责人，科学富营（SciFoo）合作创办者。
许多科学理论都应该被无情地抛弃。如果你在人类未知的前沿领域工作，对这种情况肯定早就习以为常了。但是，这些原本应该摒弃的理论中，绝大多数还只是阴魂不散地在学术界的回廊里游荡着，最坏的情况，也只不过让你小小分了点神，或者是绕了点弯路。真正应该枪毙的罪大恶极者，是那些已经流入现实社会、造成了实质性伤害的错误观点。也许眼下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先天与后天”。
这还真是一个诱人的概念：非常直观，头韵悦耳，还有点诗意盎然。创造出这个术语的是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他是优生学创始人，一位博学者，也是达尔文的表弟。不幸的是，就和高尔顿其他的那些作恶多端的观念一样，“先天与后天”建立了一个错误概念和受政治影响的混合体，流毒不浅。
当人们在剖析基因和环境的影响时，一个最基本的错误就是假设这两个方面是可以分开的。而当一位伟大的加拿大神经心理学家唐纳德·赫布（Donald Hebb）被人问到，先天和后天哪个对人性影响更大时，据说他是这么回答的：“哪个对矩形的面积影响更大，长度还是宽度呢？”
回答得真够聪明的。但不幸的是，这只是加深了一个观念对人们的误导性，也就是说，犹如牛顿的时空关系一样，遗传和环境是一对正交关系的概念。而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更像是爱因斯坦的时空关系——遗传与环境深深地交织在一起，通过复杂的相互作用，产生与直觉相悖的结果。
当然，专家们对此早就心知肚明。他们意识到，大多数的孩子从父母那里继承的不仅是基因，还有环境。于是就有了“在不同环境下分别养大的同卵双胞胎”的研究，针对的是共享了大部分的基因，但不共享成长环境的情况。还有30多年来耳熟能详的“延伸的表现型”，有机生物体受基因的驱使，改造它们的生存环境。另外，尽管表观遗传学还有很多要完善的地方，但它已经揭示了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改变基因的影响，而在这些方式中起作用的不是核苷酸序列，而是大部分与基因所处的环境有关的其他因素（当然，这些因素也包括其他基因、同一有机生物体、其他有机生物体等）。
问题是，这些成果都没有被正确、有效地传播出去，特别是在记者和政治家的圈子里。实际上正是他们在寻求着塑造、改变我们的社会的方式。但在所谓“先天与后天”这一问题上，他们几乎都还保留着幼稚的“牛顿”观。各种误解、谬误越积越深。
一个例子是由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在2013年10月发布的长篇大论所引发的轩然大波。他是英国右翼教育部长的顾问。在这篇就英国教育政策所发表的报告中，他讲了很多，其中提到学习成绩的好坏很大程度上是遗传的（其实他讲得没错）。这让很多评论家特别是左翼评论家，将他的言论等同于教育无用论。在这些评论家牛顿式的“先天与后天”的世界观里，性状的遗传是一个不变的法则，人类，特别是孩子们，是基因的囚犯。
这简直荒谬！可继承性并不是可变性的反义词，一定要非此即彼吗？而且，当我们说一种性状的遗传力强的时候，并不是说环境没有用，实际上遗传力分数的高低本身就受环境的影响。拿身高来说，在发达国家，身高的遗传力大概可以发挥到80分。可这只是因为在发达国家里营养水平普遍比较高。在营养不良或饥荒盛行的国家里，环境的因素就起主导作用了，身高的遗传力就会低很多。
类似地，学习成绩的遗传力高并不说明教育无足轻重。恰恰相反，从一定程度上讲，学习成绩的遗传力高就是现代推行的普遍教育的结果。实际上，如果每个孩子都能接触到平等的教育，那么学习成绩遗传力的发挥就会达到100分。（在这种情况下，学习成绩的差异就只能用基因来解释了。）照这么看来，学习成绩遗传力高，并不是右翼分子的信仰，而应该是左翼分子的目标了。不过，你倒是可以试着跟一个要赶在最后期限前出稿的报纸专栏作家解释一下，或者跟一个别有用心的政治家聊一聊这件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卡明斯那篇文章的主旨是英国的教育制度产生了无能的政治精英和评论家，而他们是不懂得这种技术细节的。其实，他们越批评卡明斯的文章，就越证明卡明斯是对的。
因此，正是“先天与后天”的错误概念使得那些有头脑的人在孩子的教育这件事上，混淆了平等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误解了自己所奉行的政策结果，最终形成了毫无事实根据的信念。真正意义非凡的事情，就是把这种过时的、扭曲的观念从我们的文化基因库里彻底抹除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