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 Harris--萨姆·哈里斯：哲学家，神经学家，非营利组织理智工程（Project Reason）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著有《自由意志：用科学为善恶做了断》。
回想一下，或者留心一下你与他人的对话，你会发现在科学和哲学之间，或者，在那些试图将主张建立在事实与逻辑基础之上的学科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界限。只要主张和验证方法采取了实验或数学化的形式，我们就倾向于认为自己关心的是“科学的”；当与更加抽象的事物关联，或者更关注思维本身的一致性时，我们就经常认为这是“哲学的”；当我们仅仅想知道人们在过去做了什么，我们就将这些兴趣所在称为“历史的”或“新闻的”；而当某个人忽视事实、漠视逻辑到了危险的地步，或者只是深陷于恐惧、痴心妄想、宗派主义，抑或是迷幻的境地，我们就认为这个人的状态是“宗教的”。
而目前真正的知识学科之间的界限，实际上主要是由大学的预算和教学楼来划分的。“都灵裹尸布”是中世纪的伪造物吗？这是个历史学的问题，当然也是考古学的，但是，“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这一技术又使它成为化学和物理学的问题。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差别在于，是对将要采信的东西孜孜不倦地查找证据，还是将就使用劣质的证据。而对这一差别的观察本身，就是科学态度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
科学的态度能够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确，如果《圣经》和耶稣复活的证据是完好的、正确的，那么我们都能以科学的名义，接受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教义。当然，问题是证据要么惨不忍睹，要么毫无踪迹——就这样，在实践上，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分界线树立了起来。（而原则上，这条界线永不存在）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混淆，催生了很多关于“人类知识的本质”和“科学极限”的稀奇古怪的说法。那些害怕科学态度而来搅局的人——特别是那些坚信某个铁器时代的神明，保持着信仰高尚感的人——会经常带着贬义使用一些词汇，例如唯物主义、新达尔文主义，还有还原论之类的，就好像这些学说与科学本身有什么必然关系似的。
当然，科学家有充分的理由选择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新达尔文主义者或是还原论者。但是，科学本身并不为这些学说承担什么义务，这些学说之间也没必要相互依赖。如果有证据表明二元论（非物质的灵魂、转世等）是正确的，那么世上就可能存在一个非唯物主义的科学家。但是，这方面的证据非常少，所以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是某种形式的唯物主义者。如果有证据证明自然选择是错的，那么就又有了一个唯物主义的科学家，但他不是新达尔文主义者。但凑巧的是，达尔文提出的理论总体框架与其他科学理论是一样的。如果有证据表明，一个复杂系统的整体特征不能由其组成部分来解释，这就出现了一个新达尔文主义者，而非还原论者。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科学家都通过这种方式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除了物理学以外，每个学科的每一个分支都必须求助于某些概念才能发展下去，而这些概念可不能用粒子、场等术语来解释。许多人都曾就这个问题如何陷入僵局展开过“哲学的”讨论。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就算是有量子力学，我们也不能预测一只鸡的行为，也无法揣度新兴民主国家的运转情况。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存在更高层次的现象，遵循着与其下层物理法则不同的规律？如果投票的话，我会选“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预见到有一天，我们可以只使用物理学词汇来描述这个世界，不管是用名词还是动词。
即使我们认为人类的思维完全是物理现象的产物，意识的真相变得不再那么奇妙，幸福和痛苦的区别也变得不那么重要，这也不意味着我们能完全理解意识如何从物质中喷涌而出，意识也许永远是一个奇迹。在哲学领域，同样的问题被称为“意识研究难题”（hard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对此，我们中的有些人同意，有些人不同意。只要意识还是一个不能简化的概念，所有能想象得到的体验和价值就会依然保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所幸剩下的那一块还是完整的。
平息这一切混乱的方法很简单：必须放弃“科学是人类理性世界中与众不同的一部分”这个观念。只要你坚持最高的逻辑标准和证据质量，你就是以科学的态度在思考。不这么做，就不科学。
注：本文作者萨姆·哈里斯的《自由意志：用科学为善恶做了断》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