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y Shirky 克莱·舍基：纽约大学社会网络学家，被誉为“互联网革命最伟大的思考者”“新文化最敏锐的观察者”。著有《人人时代》《认知盈余》。
为什么同一个群体里的成员，其行为举止如出一辙？为什么他们的行为与邻近其他群体的行为又大相径庭？为什么这些行为能跨越时间的长河而岿然不变？“文化是顺应环境而生的”，这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根本站不住脚。沿着印度河、幼发拉底河、莱茵河上游一路而行，尽管是在几乎相同的环境中比邻而居，但多个相邻文化却有各异的语言、服装和习俗。
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一群人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保持其行为举止的一致。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爱德华·威尔逊（E．O．Wilson）和理查德·道金斯注意到，思想在文化中的流动与基因在物种中的流动呈现出相似的模式，即群体内具有高流动性，而群体间的流动性则大幅减少。对此，道金斯的解释是假设存在一种文化的基因，即模因（Meme）。同时，他还清晰地提出了问题：就遗传物质来说，完美的复制是不足为奇的，而突变却相当罕见。对文化来说，则截然相反。事件经常被记录错，然后又被描述错，引用常常混淆不清，即使是同一个笑话（纯粹的模因），人们讲述的版本也各不相同。对一代人来说，基因和模因的类比是一种颇具启发性的想法，但却没有什么分析的效用。
依我所见，丹·斯珀伯（Dan Sperber）破解了这道难题。在1996年出版的一本以朴实无华闻名的小册子《解释文化》（Explaining Culture）中，他提出了一个理论，即把文化视为思想流动性传播的沉淀。在该模型中，没有模因，没有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割裂出来的文化单元。相反地，所有的文化传播都可以简化为两种类型中的一种：要么是心理表征公众化，要么是公众表征内化到意识层面。正如丹·斯珀伯所言：“文化是人类种群中关于认知与交流的沉淀。”
斯珀伯的两个基本要素理念的外化和表达的内化，让我们不再把文化视为人类居住于其中的一个大容器，而是一个网络，这个网络拥有精雕细琢的印记，让我们得以追溯个体行为如何演变为若干范围更大、周期更长的模式。一些公众表征被不断地学习、复述以及再学习，譬如儿歌、格子呢图案和同级评审，它们横跨数个世纪一直流传至今。其他的则在数年之内，从无人不晓沦为无人问津，譬如宠物石和《椰林飘香之歌》。还有一些仅保存在亚文化领域，包括角色扮演（cosplay）、重演南北战争等。（的确，亚文化是指人类仅通过特定表征进行交流的网络，这些表征在主流文化中并不活跃。）
在斯珀伯的网络追踪模型中，对文化的最佳诠释是：文化是一组重叠的图情汇聚（an overlapping set of transactions），而非一个容器、一件事物或一股力量。鉴于此，我们可以询问更为详细的问题：哪些私人的想法会公诸于众？这些公众理念何时可以在个体心灵中驻足，以及多久一次？
举例说明，与其争论十四行诗是否仍然是西方文化里的重头戏，斯珀伯则另起设问：“哪一类人会对某一首十四行诗产生心理表征，或者对作为整体的十四行诗产生心理表征？他们会多久表达这些表征一次？其他人多久会想起这些表征？”理解十四行诗的内涵成了一项基于网络分析的项目，该项目由诸多带有实证的问题所驱动，譬如如何传播、如何细化、如何与十四行诗的内化表征相互耦合。对于十四行诗、“愤怒的小鸟”、美国例外主义和相对论的文化承诺，都可以放置在同一镜片之下审视。
这就是斯珀伯的理念强大的原因所在：文化是一个庞大且非同期的复制网络，思想转化为表征，表征转化为其他相关的理念。除此之外，斯珀伯让我们理解到，为什么公众表征的持续性能够如此威力无穷。当我对孩子唱起那首《开普敦赛马》（Camptown Race），他把这首歌内化成了自己的版本与原版略有不同。然而，当他开始学识谱时，他就进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表征世界当中；贝多芬不再只是对他哼唱《致爱丽丝》（Für Elise），而是通过一组双方形成共识的符号，符号本身自我内化为心理表征，几百年后，贝多芬的公众表征依然能够被内化。
斯珀伯的理念提倡，对思想的公众表征介入越多，就越会扩大整体文化的动态范围。一些可获取的公众表征将生根于最为广泛的参与者团体中，在历史上、绝对数量上以及人类的百分比上皆如此。打个比方，想想现在有多少人会理解那句《愤怒的小鸟》游戏用语“一只鸟干掉了两头猪”。正是这种基于全球文化模仿的全球互联互通的可能性，让进化理论家马克·帕格尔（Mark Pagel）在谈到互联网造就“无限愚昧”之际，尤为忧心忡忡。
与此同时，对可能的亚文化群成员而言，以比普通大众更为低廉的成本、更为长久的寿命和更为广大的范围寻找彼此并创建属于他们自己的公众表征，本非易事。2011年1月25日，埃及民众抗议者挑选具有公众表征的全国警察节来举行抗议活动，这极有可能是因为反对派能够在类似埃及国家层面的规模上，创建另一种可替代的公众表征。
还原论（即用少量的原因来解释多样的结果）的本质，在社会科学中是极为少见的，但是斯珀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架构，该架构将文化所涉及的海量且含糊的问题融汇到一系列易于解决的研究项目当中。虽然大多数对“认知与交流的沉淀”的实证研究依然未展开，但在我的认知当中，在当前的社会科学领域里，还没有涌现出另外一个如斯珀伯思想那般能够呈现如此有分量的解释。
注：本文作者克莱·舍基的《人人时代》（经典版）《认知盈余》已由湛庐文化策划，《人人时代》（经典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认知盈余》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