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罗·罗威利（Carlo Rovelli）：法国马赛大学理论物理研究中心理论物理学家，著有《量子引力》（Quantum Gravity）。
毋庸置疑，Edge年度问题的答案只能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其至简至美的解答令人叹为观止。我坚信不疑，世人都会旗帜鲜明地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视为他们最心仪的那个深邃、美妙而优雅的科学理论。可我依然想强调，人们旗帜鲜明地选择达尔文的学说，是因为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指明了我们人类与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共享着相同的祖先，这直接关系到整个科学事业的核心。
在古希腊物理学家着手对大自然进行自然主义的解释不久之后，反对的意见也随之而来。这种反对意见，在柏拉图的论述，如《斐多篇》（Phaedo）中得以清晰地表达出来，尤其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对“原因”理论的争论上。自然主义的解释依赖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有效原因”（efficient cause），即由过去的现象制造的结果。然而，世界看上去是由现象所主宰的，现象可以用“最终原因”（final cause）来理解，即一个“目标”或一种“目的”。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这些处处可见。我们长着嘴，“所以”我们能够进食。这种反对意见的重要性不能被低估，它使古代自然主义走向灭亡，在众多人的心目中，这种反对依旧是主要源头，让人们从心理上抗拒着对整个世界采取一种自然主义的理解。
达尔文发现了一个无比惊人的简单原理，即有效原因制造出了现象，尽管此现象看似是由最终原因导致的。我们随时都可以使现象得以复制，我们所观察到的实际现象一直都在进行着复制，因而这些现象也必定易于被复制，于是我们能够以最终原因来读取它们。换句话说，一个最终原因之所以可以有效地理解世界，是因为它是一条捷径，能够对一个持续现象的过去和历史进行解释。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观点曾经出现过。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曾推断出，在一个幸存的王国里，显性的结局可能是随机性选择的后果；并且，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物理学》（Physics）中也提及过有关物种（“种子”）这个概念，但当时的时机并未成熟。在随后的宗教时代里，这样的观点渐渐消逝。我认为，对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抵制，不是因为理解这个美妙理论的威力有多么困难，而是因为惧怕这种非同寻常的力量，这样的一个理论将打破人类陈旧的世界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