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特·格雷（Kurt Gray）：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心理学助理教授
机器帮助人类杀戮有着很长的历史：从投石机到巡航导弹，各种机械系统让人类能够更高效地互相毁灭。尽管杀人机器正变得日益复杂化，但有一点始终不变：它们的杀戮行为在道德上总是应该由控制它们的人类负责。枪械和炸弹本质上没有意识，因此所有责任就都转移到了扣动扳机的人身上。
假如机器有了足够的心智，能够自发作出杀戮的决定呢？这样一部思维机器自然应当背起骂名，让那些从它的毁灭行为中得利的人的良心获得安慰。思维机器能以多种方式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也能让某些杀人犯逍遥法外。
人类早就梦想着能够与暴力行为撇清关系，在从伤害他人中收获利益的同时不必自己挥动镰刀。机器不仅能够增加暴力行为的破坏性，还在事实上掩盖了我们的所作所为。拳打、刀刺和绳勒已经被换成了更远程也更有品位的摇杆操作和发射按钮。然而，即便因为机器中介体的出现使物理距离增加，人们心中仍然会将暴力归罪于躲在机器背后的黑手。
道德心理学的研究揭示：人类在面对苦难时，有一种深藏于内心的责怪他人或他物的冲动。当他人受到伤害时我们总想找到根源，而且是心智上的根源——造成了这些伤害的某个具备思考能力的生物。这种具备思考能力的生物通常是人，但不必是人。每当飓风或海啸过后，人们总会埋怨上帝；在某些历史场景中，人们甚至想让牲畜负责——曾经就发生过一个法国农民起诉一只猪谋杀婴儿的事件。
一般来说，要满足人类对指责的渴望，只需一个思考个体顶缸就行。我们找到第一个可以为罪行负责的思考个体时，去找另一个的兴趣就会减少。如果可以怪罪到人头上，就没必要咒骂上帝。如果可以责备一个低等级职员，就没必要炒了CEO。如果害死某人的罪过可以栽到一个思维机器的头上，又何必责罚那个从中获益的人呢？
当然，一部应该接受责罚的机器首先必须是一个合格的思考者，并能以全新的、没人提出过的方式行动。也许机器永远无法作出真正“新”的事情，但同样的道理不也适用于被进化和文化背景“编程”的人类吗？想想人类儿童，他们毫无疑问被父母“编程”着，同时又能依靠自己的学习能力发展出新行为、培养道德上的责任感。与儿童类似的是，现代机器也很擅长学习。所以它们在未来的某天作出让程序员始料不及的事情，似乎是板上钉钉了。现在已经有一些算法能够发现算法作者没有告诉它们的事情了。
一旦思维机器能够自作主张，就可能自行作出杀戮决定，并袒护人类逃脱罪责，化身为人类意志与毁灭行动之间的中介。机器人已经在现代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无人机在过去的几年中已经屠戮数千人，但它们目前仍然由人类操作员全权控制。如果想在这个例子中找替罪羊，这些无人机就必须由其他智能机器操纵；这些机器必须自行学习如何遥控“捕猎者”。
这种场景可能会让你（以及我）感到脊背发凉，但在决策者看来，这种方案固然冷酷，但合情合理。如果误杀平民的责任能推给机器，那么某些人在军事上犯的错对他当选概率的负面影响就会更少。不仅如此，假如思维机器能被送去大修或拆除（机器界“大刑”），人们想惩罚那些当权者的可能性就会更低——无论是战争罪行、（机器）手术失败，还是（自动驾驶）车祸事故。
思维机器很复杂，但人类热衷于指责他人或他物的冲动相对更加简单。死亡与破坏驱使着我们寻找一个应该为之负责的具备思想的个体。如果在人类与破坏之间加入足够聪明的机器，就能让它们承担起恶行的重负，让人类的良心免受他人的谴责。我们都该盼望这一预言永远不要成真，然而每当先进的科技与现代人对道德心理学的浅薄理解相互碰撞时，潜伏的阴暗就会浮现。为了保持良心的安稳，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是制造一台思维机器，然后谴责它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