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希·邦加德（Josh Bongard）：佛蒙特大学计算机科学副教授；合著有《身体的智能》（How the Body Shapes the Way We Think）
请在你面前的桌子上放一个你熟悉的物体。然后闭上眼睛，伸出手让这件物体在桌上处于倒置的状态。由于闭上了眼睛，你可以专注于思考。你该朝左还是朝右伸手、朝内还是朝外抓取、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旋转物体？为了了解自己是否成功倒置了物体，你接收了哪些感官上的反馈？现在再次闭上你的眼睛，想想如何操纵你认识的某个人，让他做某件他可能不情愿做的事情。同样，观察你自己的思考：你采用了什么样的策略？如果你将这些策略付诸实践，如何分辨结果是成功还是陷入了僵局？
尽管最新的技术进展让机器能够从数据中挖掘出规律，多数人仍然觉得通用智能是包括行动能力的——达成或未达成某个期望目标，让我们的选择有回旋余地。有学者提出假说，认为正是人类对智能的这种“体验式实践”，使得我们的身体经验（比如操纵物体）成了学习更加玄妙能力（比如操纵他人）的基础课。然而，身体的局限决定了我们所能拥有的身体经验也有其局限。例如，因为正常人只有两只手，所以我们每次只能操纵数量有限的物体。也许这种局限还以某种未知的方式束缚了我们的社交能力。认知语言学家乔治·拉科夫（George Lakof）曾告诉我们，在一些比喻中就可以找到“思考的身体中心论”的线索：我们规劝他人别再生气时，常常说不要“往回看”，这正是基于人类的身体总会朝着双眼视线方向行走的生理倾向，因此过去的事情在语义上仿佛就在我们身后。
因此为了让机器能够思考，还必须有所行动。要有所行动，它们首先必须拥有能够连接现实逻辑和抽象逻辑的身躯。但假如机器的身躯不像人类，又会怎样？不妨试试卡内基·梅隆大学移动机器人实验室主任汉斯·莫拉维克提出的“灌木机器人”（Bush Robot）假说：把一丛灌木的每根枝条想象成一只胳膊，再把每根细枝想象成一只手指；这个机器人的不规则外形使其获得了同时操纵成千上万个物体的能力。这样一台“千手机器”在琢磨如何操纵他人时是怎么想的？
“二元推理”是人类众多思维谬误中的一个：我们总觉得某件事非黑即白，很少会考虑“灰色”情况。谁让人类只是种千篇一律的模块化生物而已：我们的骨骼结构包围着确定的几种器官，支撑着执行确定功能的四肢。换了不那么非黑即白的机器，又会怎样？多亏了材料科学与3D打印技术的进步，柔性机器人已经开始涌现。这类机器人的变形能力达到了极端夸张的程度；未来的柔性机器人可能在身体表面的一处是20%的电池与80%的电机的组合，另一处是30%的传感器与70%的支撑结构的组合，第三处是40%的人工材料与60%的生物材料的组合。类似的机器可能比我们更能接受渐进而非二元式的思维。
让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多数人都会用一个简单的代词“我”来指代自己脑袋里那些乱麻般的神经元。我们准确地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世界与其他人类的边界在哪里。但请考虑模块化机器人，这些小方块或小圆球可以随心所欲地组装成整体或拆卸成个体。这类机器将会如何看待“自己或非己”的边界问题？这样的机器有没有可能在与其他机器（也许还有人类）连接，甚至成为它们的一部分之后与主体产生更强烈的共鸣？
这就是我对机器思考方式的看法：一方面它们的思考与我们相似，因为机器也需利用躯体作为理解世界的工具；另一方面它们的思考又很陌生，因为不同的身体构造将产生不同的思维模式。
那么我是如何看待思维机器的呢？我认为思维机器在伦理学方面直截了当。机器的危险性恰恰源于我们为其预留了多少选择余地以达成设定的目标。被命令“以最优的方式从传送带上检测并撤下损坏零件”的机器会很实用，但心智上显得呆板，没准儿它们取代的岗位会比创造的岗位更多。而被下令“以最优的方式教育这位最近下岗的工人（或青年）”的机器则会创造就业机会或影响下一代。被下令“以最优的方式生存、繁衍并改进自己”的机器，则让我们有机会洞悉个体能够实现的各种思维模式。只不过，恐怕这种机器人留给人类细细品味这些启示的时间窗口窄得很。人工智能研究者与机器人学家迟早会找到制造上述三种机器人的方法。但哪种机器人能得见天日，还是要完全取决于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