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利·克罗克特（Molly Crockett）：牛津大学实验心理学副教授；伦敦大学学院维康基金会神经造影中心维康信托基金会博士后
人类的一生注定要在自己大脑的牢笼中度过。我们可能会尝试了解他人，但永远都不可能真正读懂他人的内心世界。即便人与人之间有最强大的共情作用，我们也不可避免地会碰到存在于自我和他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可能会因为看到他人断了脚趾而为其感到痛苦，或是因为某人心碎而感到同情。但这些仅仅是模拟，他人的经历与感受是我们不能直接感受到的，因此彼此之间也就不会有直接的对比。从琐碎的日常争吵，如双方为了洗碗的事而发生争吵，到为了争夺土地而发生的大规模暴力纷争，在许多类似的人际矛盾和斗争中，都存在共情鸿沟。
这个问题在道德困境中显得尤其尖锐。功利主义者认为，美德的基本要义就是“让质量最好的货物的数量达到极大”，而这要求我们能在个体之间比较财富或“效用”。但是由于存在共情鸿沟，即便这是可能的，实现起来也是有困难的。就像你我可能都说香槟酒好喝，但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是谁对香槟酒更有“感觉”，因为我们缺乏一个共同的标尺来衡量这些主观价值感受。这样一来，结果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可实证的基础来决定到底谁有“资格”来喝最后一杯香槟。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曾对此事评论道：“一个人的快乐永远不会真正成为另一个人的快乐；一个人的收获永远也不会成为另外一个人的收获，这就好像20个梨加上20个苹果。”
人的大脑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效用比较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海萨尼（John Harsanyi）在20世纪中期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多研究。他的理论被誉为目前有关该问题的最好的理论之一。只是很遗憾，这个理论也未能解释共情鸿沟。海萨尼的理论假定了“最佳共情”，即认为甲方对乙方效用的模仿是完全等同于乙方的真实效用的。但事实上，不管是由心理学研究指出的还是由个人真切感受到的，人的共情都是易变且不可靠的。
思维机器能弥合共情鸿沟吗？这需要一种能够量化各种“偏爱”，并能将它们转化为在人际关系间通用且可比较的“货币”才行。这样一种算法能为社会提供一套无争议的规范，因而便可成为更加理想的社会契约。请想象一种机器，它能通过比较每一个人的具体经济状况，做相应的科学计算，最后得出最佳的财富分配方案。虽然这种设想远还没有具体化和细节化，但是它潜在的巨大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能弥合共情鸿沟的思维机器同时也能帮助个体做到自控。除了人与人之间存在共情鸿沟，在每个人自身的现在和未来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鸿沟。自控问题在现实欲望和未来欲望的僵持之战中涌现。通过学习了解我们当下的和未来的自我偏好，然后再作出比较与整合，基于此，最后再给出行为调整建议。这样，也许未来某天人工智能就能够帮助我们打破这一僵局并找到正解。这就好比有人给你提供了健康营养餐，让你轻松并愉快地达到减肥和健康目标一样。
神经科学家正在逐步揭示人的大脑是如何表现出各种偏好的。我们应该牢记，人工智能的偏好可能和人类并不一样，而且，如果要它们处理一些我们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那就有必要输入一些特殊的代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代码最终还是由我们决定，而且，这是一个科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制造出了在听觉、视觉和计算方面超过人类的计算机。而制造有共情作用的机器依旧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然而，如果真制造出了这样的机器，那么将会是一个对我们的生存有着巨大意义的伟大创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