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莫西·泰勒（Timothy Taylor）：考古学家，维也纳大学人类史前史教授；著有《人造猩猩》（The Artifcial Ape）
人类思维有一种将所示之物与它的符号混淆的心理倾向。艺术史学家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用“Denkraumverlust”一词定义了这种心理倾向，该词可直译为“思维空间缺损”（a loss of thinking space）。一些机器认为它们没有这种心理倾向，它们比人类逻辑性更强。但另一方面，它们不可能创造一个词汇或概念，如“思维空间缺损”。所以，我们如何看待会思考的机器取决于我们看待这个问题的思维方式，同时也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机器”。在会思考的机器的范畴里，我们也会把事物的符号或描述与事物本身相混淆。如果我们假设机器是人类制造的一件东西，那么我们就会低估机器为我们制造的东西，也会低估思想从人机交互中长期出现的事实，造物主不属于任何一方（思想属于任何一方的观点或许也是错误的）。
思维空间缺损不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图灵测试员们与计算机智能聊天软件程序“尤金·古斯特曼”（Eugene Goostman，这个模仿13岁乌克兰男孩的程序于2014年首次通过了图灵测试）对话的积极反应，还可以理解在先知穆罕默德漫画大赛中的凶手完全不同的残忍反应。两者都说明，当我们提到某种东西，而面前出现的是其他东西时，我们是多么容易激动，多么容易受骗。因为我们把符号与所示之物混淆了。
图灵测试要求机器在模仿人类对话（不是它自创的想法）的过程中，无法被分辨出来是人还是机器。但如果一个加强版的尤金·古斯特曼坚持认为这是它自创的思想，我们该如何知道它的真实情况？如果它意识到自己的任务是模仿人类的思维，我们该如何分辨它是在单纯的模仿还是在伪装？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将伪装应用到了一个特殊的范畴：了解他人思想状态可能性的研究。让我们考虑一个虚假的事件，那些相信的人就是在伪装。正确评价图灵测试结果的可能性与是否存在独立的人工思考有关。这是维特根斯坦研究领域的核心，我们可以推断：在他看来，所有的评价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它必然要涉及一个无法估量的数据类型。
思维空间缺损是一种直接反应。虽然有经验的艺术欣赏者能够试图从抽象的图像中领会美感，并作为一种审美体验（例如利用透视原理欣赏一幅投影在画布上的三维景物）。每当我们被欺骗时，反应总是不太舒服。按部就班地审视图像会干扰我们正常的反应。大部分图像是暴力的或色情的，但它们也可以是虔诚的。如果允许的话，这些图像可以产生符合真实环境的直接反应。新的陌生具象派科技总是会让我们震惊。（18世纪时，当法国水手把镜子带给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原住民时，事情严重到了失控的地步；后来人类学家在面对照片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麻烦。）
人为产生混淆的一个经典例子是传奇雕刻家皮格马利翁（Pygmalion）：他疯狂地爱上了自己雕刻的一尊女神雕像。皮格马利翁神话之后，古典时代和中世纪的阿拉伯制造的自动人十分逼真、新奇，且声音迷人，能像人一样移动。虽然它简单，但可以认为它是有生命的。会思考的机器是符合巴纳姆效应（Barnum effect）的。例如皮格马利翁的雕像，即便并没有真实的雕像摆在面前，我们的脑海中仍然能想象出它的图像；即便它没有装扮成女神的形象，仍然将女神的形象呈现给了我们。我们通常设定一些符号来象征某些具体事物，二者之间通常存在数学上、统计学上、翻译上或图灵测试对话中的关联。
但思维机器的想法是错误的。这些测试对象或许可以强大到能够产生直接反应，但它们仍然是自动人。真正在思想上有重大意义的成果是生物学上的互利共生将会出现。这种奇特的故事容易在人体中发生（轮子是众多机械发明中的一个，它使人类的骨骼变得更加轻便），但可能只是存在于大脑中（书写的发明是外部智慧存储的一种形式，会减轻一些对于先天记忆能力的选择压力）。
无论如何，将人与机器分离产生了二者各自的思维空间缺损，这引导着我们去接受意识和物质同时存在的二元论。实际上，这只是信息技术长期发展的结果。从最早的符号象征和描述到如今最先进的人造大脑，这些都促使了思想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