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恩·克努森（Brian Knutson）：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副教授。
不论我是否喜欢这个事实，我不得不承认，互联网已经改变了我的所思所想和思维方式。
一个明显却仍然令人惊异的事实是，我将醒着时间的50%花在了互联网上，而25年前我还不会在互联网上花任何时间。至于我的思考内容，现在我所掌握的几乎所有信息，包括新闻、背景资料、产品价格、产品评价、参考资料，以及一般的“真相”求证等都来自互联网。互联网上的信息无所不包、唾手可得，谁能对抗其影响呢？尽管互联网上的信息常常会因距信息源过远导致可信性降低，但共识效度（consensual validation）可以抵消其影响。并且，互联网还可以轻松地对有信誉的专家观点进行民意测验。所以，总体来说，互联网便捷地提供了广泛的信息，对我来说利大于弊。
至于我的思维方式，恐怕互联网的帮助就小一些了。尽管我可以更快地找到信息，但找到的信息常常与主题不符。我不得不承认，我常常坐下来做事，几小时后视线模糊地站起来，却发现我的任务还是没有完成。（有时，我甚至想不起来最开始想做什么了。）这种感觉就好像走进一个房间后停下来，问自己：“我为什么进来？”只不过，在互联网上你是徜徉于一座信息大厦，记不清入口是什么样了。
互联网这种可怕的勾魂摄魄的魅力，让我想起古希腊人、佛教徒都曾提到的关于现在自我与未来自我之间的冲突问题，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也曾深刻地分析过这个问题。帕菲特违背直觉将过去自我与未来自我看作不同的人，含蓄地表示：对于现在的自我，未来的自我不比其他任何人值得特殊的关注。这样说来，如果现在的自我没有感到与未来自我有所联系，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为了未来自我的利益放弃现在的愉悦呢？
假设现在的自我确实与未来自我相通，唯一能够放弃现在的好东西（例如阅读名人八卦）换取未来更好的东西（例如完成学业论文）的方法是，停下来欣赏这个联系，思考当下的利益与未来的回报之间的矛盾，之后进行行动优化。互联网本身的速度和获取内容的便利性提高了信息搜索速度，以至于我没有时间去反思，并可能使我选择满足当下明显而转瞬即逝的欲望。小的偏差重复多次就会产生大的后果。例如，那些说自己感觉与未来自我相通性较少的人通常银行存款也更少。
我想，我大概并不是互联网促使下的现在自我偏差效应的唯一受害者。确实，基于互联网的未来自我的替代技术已经开始产生了，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计划任务、帮助控制时间规划的软件，它们的手段也各有不同，有的作用是进行事件提醒，有的则是阻止互联网访问，有的甚至会强制关掉程序。看到我自己与他人在现在自我与未来自我之间挣扎，我担心互联网会形成“可集中注意力者才能生存”的局面，让天生有能力专注于目标的个体，或者那些有足够自我动力的个体得以继续生存，而我们其他人则无助地在误导注意力的互联网漩涡中打转。这些想法让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在互联网上相信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需要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例如，把电脑留在家里，把自己按在咖啡厅的桌子上，用手写的方式起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