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埃弗里特（Daniel L.Everett）：本特利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语言学学者，著有《语言：文化工具》（Language：The Cultural Tool）。
20世纪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早期时，我在巴西的亚马孙河流域与皮拉哈人一起与世隔绝地生活了几个月。我与外界唯一的联系工具是一台在圣保罗买的笨重的飞利浦短波收音机。在亚马孙漆黑的夜晚里，我会在所有家人熟睡后调低音量，收听《摇滚沙拉》（Rock Salad）音乐节目，听琼·贝茨（Joan Baez）和鲍勃·迪伦的歌曲，以及关注苏联入侵阿富汗、罗纳德·里根竞选总统的新闻。尽管我喜欢听广播，但除了被动地收听我还想做点别的，我想要与人聊天，可当我发现皮哈拉语复杂的语法和其文化特点后，我失落地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我迫不及待地想问别人问题，谈谈我收集的数据和我的看法。不过，我不能，这里太与世隔绝了，所以我放弃了合作和交流的想法。现在看来，这并不完全是一个太糟的结果，与世隔绝让我学会了独立思考。但是，有的时候我确实需要他人的帮助。
到了1999年，一切都变了。我买了一部可以连接互联网的卫星手机。我可以在亚马孙地区发电子邮件了！现在，我还可以在皮拉哈部落里看文章、看书，然后立即联系作者。我发现，如果你的电子邮件这样开头，“嗨，我正在亚马孙丛林的迈茨河岸给你发邮件”，你基本都会立即得到回复。我会把尚未成熟的想法发给同事，甚至发给我不认识的人，然后坐船在迈茨河上漂流，喝着啤酒，享受着不被皮拉哈人恶作剧捉弄的惬意时光，等待回复。阅读这些回复后，我会抛弃一些之前的想法，再生出另外一些想法。最重要的是，还会产生全新的想法。在过去，我在亚马孙时是无法打电话的，他们中大多数人太忙，没有时间接听急需聊天之人的电话。并且，我和他们也没那么熟悉。从皮拉哈部落寄信也是不可能的。我对语言和文化的思考由于接触了新鲜的知识能量而被深刻地影响了。
我现在大部分时间在城市里工作，互联网变成了我记忆的延伸，它可以防止瞬间记忆丧失的情况发生，可以立刻帮助我找到我想要的名字、事实和地点。它给了我一个更强大的“第二大脑”，让我从陌生人身上学习知识。互联网把我置于一所虚拟大学中，它深远地影响了我的事业、研究和世界观。
最近，我很少在亚马孙的丛林里上网了，因为不像过去那样长时间、频繁地住在那里了。我发现，互联网只是一个工具，并不适合于所有事情。在需要面对面交流的事务中，我常常避免运用互联网，比如管理学生公寓或与我的孩子交谈。但是，如果只把它看作一种工具的话，它也是一种令人赞叹的工具。互联网改变了我的思维和我的思维方式，就像第一批锯齿伐木机一定影响了伐木工人那样。即使是在热带雨林之中，互联网也可以让我获得与世界上任何研究者一样多的信息（尽管有好有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