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康拉德（Tony Conrad）：实验电影制作人，音乐家，作曲家。
这次的Edge年度问题是无解的，就像“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打你丈夫了”这种问题所跨越的界限在语言中非常明确，但在社会结构上却并非如此。即使你不认同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观点，但他有一点说得再正确不过了：“思维系统和交流系统完全独立于彼此而存在。但是，它们建构起了一种结构互补的关系。两个闭合系统的独立性是其结构互补的前提，也就是交互动因（而非决定论）的实际结构选择。”
我们正在试着回答的问题其本质是什么呢？“互联网改变了你的思维方式吗”这个问题本身便已暗示着互联网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对人的内在主观性有了结构上的影响，暗示着语言本身（也就是我们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在全球网络传播的语境下，已经被改变了，或者至少其作用方式变化了。但是，语言是我们共享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是不可能只改变了“你”或者“我”的思维方式的。这种“思维”是一种媒介作用下的集合，有意义地以“我们”而非“你”或者“我”为主体而起作用。所以，问题只能这样问：“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吗？”
就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进行讨论而无法回答，这是无法解答的谜语。
互联网已经穷尽了我的行事语力（illocutionary force）。即使在网络时代之前，多种传播渠道也代表了截然不同的用户群的行事语力。例如，我可以把在文明社会谨慎运用的词汇用写作的方式写出来。网络的远距离性和匿名性鼓励了语言资源中行事语力的大幅转变。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我常常参与各类有效距离各有不同的人际对抗，这种称呼上的重新定位对我的影响尤其有效。
网络交流是私密的。网络活动通常，甚至总是个体性的，它是单独的主体与代表任何事物的界面之间的正面接触。独自坐在笔记本电脑旁边时，我被四处袭来的恍惚之感和固定的方向所包围。互联网对思维的影响是秘密进行的，它不断接近思维，在感觉中枢占领一席之地，进入主体内部，以某种非常私密的方式隔绝实体世界。正如一本优秀的小说会传递出其思想、语言和外观上的风格，互联网也逐渐在更深的程度上进入我的内在。随着界面（四处传递信息的屏幕）而来的是流动性的广告结构。在杂志和电视中也有这种现象，但杂志和电视界面的流动性要小得多，信息策略与对注意力的操控之间的距离更远、差别更清晰。
互联网在怎样改变着你（或者我）的思维方式？这里的“思维”指的是何种思维？这个问题是意图把我们的关注点放在集中注意力的问题上吗？简单地说，这个问题是想要我们关注互联网导致人出神、恍惚的问题吗？“意识流”？集中？注意力？对我来说，这些领域的活动都是由无意识的过程指导的（所有广告商都在靠这种无意识作用达到目的）：交织的欲望、记忆的构建、社会联系、从属关系、社交活动等，所有这些都被精心地以文化之名所控制，成为一种集合。我发现，很多广告手段都与经典的催眠仪式相关，也反过来与概念艺术和正统艺术的策略类似。催眠过程通过倒数的手段干扰集中思维，这种手段也可以作为一种概念艺术或正统艺术作品。广告中的干扰性拼写，例如kool, E-Z, kleen等，也可以干扰集中思维。广告对互联网的入侵并不是简单的加法效应，而会为其带来乘法效应。广告传播调节着我的注意系统，这就是其目的。作为一名艺术家，我发现这些正式结构及设备的功能在于指挥和控制我的注意力。
在全球化、新媒体和法学相交的领域中，还有一片尚未开发的空间，投机者应该好好占据并加以利用。这种思维背后是一种怎样的社会角色呢？20年前，我主张媒体艺术家应该试着去破坏尚未写出的法律。或者，用我当时在公开场合的话说就是，我们不需要做出既没有力量也无法坚持的姿态来服务和教育“社区”，而应该：（1）找到创造性地与法律打交道的方式，为新的家用摄像机用户树立有益的道德范例；（2）虚构，以避免新形式的犯罪。
在互联网上，不只是艺术家和外行，包括我在内的每个人都被“犯罪化”了。在城市中，匿名性既鼓励了偶发性犯罪，也鼓励了计划性犯罪，因为在互联网上，罪犯被认出的概率远远小于在乡村中。在网上，我的身份会参与到一种安全协商机制中，正如在机场和银行一样。但是，机场和银行是独立于家庭的公共机构，而互联网是私密的。
我可以在家购物的同时，也意味着我可以在家对别人进行偷窃，或者被别人偷窃。互联网所隐含的无所不在的欺骗与私密性直接相关——这种私密性不仅体现在“家”这种实体空间中，还体现在想象空间中：性欲、秘密的愿望、占有欲、权力欲、饥饿感、疲惫感、病痛与死亡的威胁。这些驱散了我们对犯罪的恐惧。一方面打开了通往犯罪想法的大门，另一方面也使受害者成了牺牲品。这些“想法”不一定构成明确的犯罪计划，但已成为一种精神状态，使人产生道德状态上的偏离、异化，而这种状态的突变对我的语言、期望、商务合作、失眠、抑郁及愉悦程度，以愈发严重、混乱的方式产生了影响。
通过去本地化、快速地以信息传播代替物理运输（或者在两个系统间创造融合），互联网将全球经济的南北分极状况转变为社会垂直分极，让“富人越富，穷人越穷”。这种分极，如南北分极、贫富分极等，或许并非在全球范围内适用。但是，一方面，低薪族制度伴随着管理层的巨额红利愈发成为全球化的现象，另一方面，社会阶层结构僵化、企业霸权在全球确立会带来更大的影响，新殖民主义确实将这两种现象等同起来。
互联网在这一90°的大转弯中扮演着推动者的角色，同时也通过融合大众传播各方面的渠道而为新秩序的确立起到了稳固的作用。但是如果人人都能自由访问信息源，社会分化不就通过某种竞争过程解决了吗？或者，这种反对运动是否仅仅只能维持一种“类稳定”的辩证平衡状态？这些有关互联网的“思考”常常困扰着我。
分析性的理解不能解决冲突。事实上，如今人们更明确地靠宗教热情而非学术分析来解读社会分化的问题，所以互联网对信仰系统的控制，以及互联网对我们思维不断变化的调整策略，代表着未来力量的平衡。这对我有影响吗？大概有。在上述变化发生的同时，信仰、争论和知识都是摇摆于语言微波中的语言结构，这种微波左右着、控制着、支持着可以影响我的流程：重复，隐喻的错位，传统与惯例，标志性的简化，诱导转向其他心理学技巧（如：“你不能吃菠菜！”“不！我想吃菠菜！”）以及其他框架建构或分类。
互联网的全球化议程被现实生活中的地方主义所中和。由于互联网，社区成了一个含义不定的术语。不过，无论我们怎样看待它的含义，在线社区与地理意义上的社区是完全不同的。“第二人生”是前者的一种极端例子。与此相对，在我的真实世界中，本地的教堂也在讨论着社区住房及城市教育的问题。然而，只要这些教堂触及互联网，甚至被放上电视，它们的功能就被稀释得意义不大了。
互联网将我的注意力从直接的本地问题及可操作的意义中分离出来，它对社区机构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然而，一切政治都是本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社区机构受地理限制的某些功能，互联网可以被用于加强人的意识和互动性。它以极低的成本补充了直邮形式的公共关系，鼓励社区人士参加活动、建立联系。而若无互联网，人们可能会错过这些机会。这些作用都是有益的，但不能解释这样的现象：人们急迫地相信互联网是获取权力的捷径，而事实上互联网作为一种控制机制恰恰是在剥削权力。同时，我对权力的认识也开始变化。
在我的“西/北世界”（West/North）里，共识的形成被分裂为网上冲浪的副产品。走到哪里，我都能找到与我想法不谋而合的论点或主张。网络上同龄群体交流的亲密性（例如Facebook）挑战着父母、宗族、教堂、社区、公司和学校，这些因素在过去有着极强的权威性，主导着信仰的大规模形成和凝聚。同时，在网络传播更为少见、更为规范、更有倾向性的地区，网上冲浪比“西/北世界”的随机性要弱一些，而宗教信仰则更加明确，并与权威的习语相关。
狭窄的信息渠道可以充当父母、宗族、教堂、社区、公司和学校这些被网络相对主义所冲击的角色。但是，网上冲浪给我带来的个人权力的幻觉，仅仅是控制科技的大潮所带来的逆流，它们主要受到了两个方向的影响：一是，权力结构塑造了选择和交换自由；二是，伴随权力而来的大量数据，这些数据都带有约束我在现实世界的行为的明确意图。
与读书、学习操作机械或者跟老师学习不同，网上冲浪使我完全沉浸在时间的起伏和流动中。这些传统机构需要持续的线性思维，但我的学生认为他们不需要读完一整就可以应对所面临的挑战。他们只需要连接网络，搜索引擎就可以代替他们“跳出固有思维圈”了。这让我比较失望，人们集中注意力进行线性思考的能力逐渐退化了。
今天，我收到了一封邮件，Edge问我互联网是否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我接过几千个电话，但从来没有人问我电话是否改变了我的思维。我读过很多书，但也没有遇到过有关书本的类似问题，至少没有这么直接的。同样，也没有人问我与朋友交谈、看电影是否改变了我的思维。现在，总体来说，我从构成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互联网等发明的兴起，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们都是城市与军队中社会需求外化的结果，电信、电话、传真技术都是如此。那么，互联网是应什么需求产生的呢？是哪种社会需求使其具有如此特别的代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