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娜·芬恩（Christine Finn）：考古学家，记者，著有《人工制品：一名考古学家在硅谷的一年》（Artifacts：An Archaeologist’s Year in Silicon Valley）。
海风带来了英吉利海峡的阵阵寒意，我站在世界上仅存的几座钟塔之一的下方，望向未来新的10年。这座钟塔不比时代广场的跨年倒计时球，但我个人对这项18世纪的科学技术深怀敬意。它是传播学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一个标志。多年来，这座修长的地标性建筑一直在为多佛白崖下的航海者提供时间信息，帮助他们将航海时刻表调整到格林威治时间。它好比一个Twitter账号，持续发布着同一条消息。
对于这次的Edge年度问题，历史是我的切入点。我正赶着在截止日期前回答这次的Edge年度问题，而这一问题的答案如时间一样变幻莫测。互联网不仅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还激发着我在技术发展不均衡、互联网普及化的背景下对这些变化进行思考。
我第一次与互联网相遇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我还在牛津大学做研究员。后来我才知道，蒂姆·伯纳斯-李曾在这所大学读书，但我当时对轻而易举的上网方式有些厌倦。互联网之于我更像是一种传递消息的媒体，一条比邮寄信息快一些的信息传输路径。我当时并没有把互联网当作挖掘信息的工具，坚持依靠书籍来解决问题。但是，当我去拜访非学术界的朋友，想要用他们的拨号上网线路查看邮件时，我发现他们肯借我使用互联网是非常慷慨的，因为它会带来高昂的电话费。朋友们会紧张地在我身边徘徊，我只得迅速上网然后马上下线。互联网不是一种娱乐工具，而是一种保持通信的途径。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对互联网的看法一直是这样的。
2000年，我的看法有了改变。当时我正痴迷于写一本有关硅谷的书，在英国和美国东西海岸间频繁地穿梭时，我开始思考互联网的意义。还有，我也开始思考不能上网给我带来的影响，偶尔做一个“局外人”让我在知识和文化上错过了什么。对于这种尚在发展中的技术，我产生了一种渴望，并开始认同这种渴望。我知道所有的信息就在那儿，而我却没有认识到它的潜力。有时，我觉得无知是福。乘车在美国四处游览的几个月激发了我对互联网的渴望。每到一站，我都会试着上网，这通常意味着我需要排队。我非常珍惜登录的机会：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宝贵的30分钟、在中西部小镇的整整一小时、做讲座前在某大学办公室里挤出的几分钟。
之后，互联网带给了我无限的欢乐。我沉迷在朋友位于旧金山湾区能24小时联网的家里，他那里就连厨房都放着笔记本电脑。但是，我坐飞机去东部地区时，就感到联网条件很艰苦。我会在欧洲城市的街道上花几个小时寻找网吧，在网吧等着上网的感觉就像被陌生人亲吻一样，也总有其他人也在排队等着上网。我体验过无法上网的感觉，并且知道，我们现在的技术都是建立在以太网和其他技术基础之上的。我就像伍迪·艾伦电影里的角色一样，透过汽车车窗凝视着充满狂欢人群的火车。不能上网简直是对个人的一种打击，我感到像失去了图书馆的钥匙。
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事件展示了我们可以运用互联网服务于公共利益。这一年，我搬到了罗马，第一次在网络上发言，开启了自己的博客，为斯坦福大学元媒体实验室（Stanford’s Metamedia Lab）做了关于罗马文化艺术的网络记录。2005年3月，罗马教皇病危，而圣彼得广场上装的卫星天线越来越多。在西斯廷小教堂里，上帝正要与亚当在米开朗基罗的穹顶画里手指相触；教堂外，人们的手指在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上不断点击，迎接着网络上最具深远影响的新闻时刻。不过，我是以传统的方式听到教皇驾崩这一新闻的。我正提着一盒热比萨走回家，突然听到一阵钟声，但当时并不是常规鸣钟的时间。我与几千人一起冲向圣彼得广场，意识到人们是通过平行的多种传播方式得知消息，而同时行动起来的。在这里，人们仍然可以被钟声所召唤。几周后，我坐在罗马的咖啡馆里看宽屏电视，看到白色的烟火从梵蒂冈的烟囱里升起。烟灰飘过梵蒂冈古老的墙壁，化为了意大利手机刺耳的信息铃声，和网吧里不停敲打的键盘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