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瑞·库什曼（Fiery Cushman）：美国布朗大学认知、语言与心理科学系助理教授。
通过减少寻回信息过程中的加工成本，互联网改变了我的行为方式，大概也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我现在更专注于如何获取和运用网上的信息，而非去记忆信息。
这种加工与存储之间的交易让我想起了我父亲最喜欢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有可能是他杜撰的，讲的是他在高中化学课上学习元素周期表时的事情。在一次考试中，老师给了学生一个空的元素周期表，让他们填入元素名称和原子量。所有学生都被这道题难住了，只有一个学生没有。他写道：“元素周期表可以在我们课本封底上找到，里面包括了每个元素的全名和原子量。”
这个自作聪明的九年级学生大概没有意识到，他掌握了一项最基本的权衡取舍的能力，可以管理大脑、计算机及其他计算系统的表现。老师认为解决化学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是内存密集型解决方案，即将有关元素的知识都存储在头脑中。学生则认为，用加工密集型解决方案解决化学问题是更为有效的方法，即从书本上寻回有关元素的知识。
在很难得到化学书的世界里（也就是说，加工过程比较昂贵），老师的方法是正确的。而在轻易就能得到化学书的世界里（也就是说，加工过程非常便宜），学生的方法是正确的。几十年前，你会走到图书馆来寻找词典、书本、地图。今天，我从衣兜里就能得到这些资源。指出这些事实很容易，但更重要的是，认识到加工成本在这两种情况下差距极大。假设走到图书馆需要20分钟，从衣兜里拿出苹果手机并打开网络浏览器需要5秒钟。我的加工成本是我父亲时代加工成本的1/240。以此类推，我的电脑装有2.4千兆赫的处理器，运行能力是其1/240的处理器以每秒10兆赫的信息处理速度运行着——只比1984年出产的初版麦金托什手机快一点。今天的计算机运行方式完全不同，因为它们的处理速度大大加快了。如果我做事的方式不随之改变的话，就非常奇怪了。
互联网是怎样改变了我的行为方式呢？当我拎着手提箱走出门时，我通常不知道我将乘坐哪个航空公司的飞机，住在哪个酒店，怎样到酒店，我的第一项会议将会在什么时候及在哪里召开，离酒店最近的参观处在哪儿，等等。几年前，我会花几分钟把这些细节记下来。现在，我会花几分钟寻找“有这种功能的应用程序”。
听完一次精彩的演讲后，我会忘记很多细节，但我会记得向演讲者发电子邮件，请他把幻灯片发给我。当我找到一瓶上好的红酒时，我会给标签拍张照片。把一篇看起来很有趣的论文放进文件夹前，我不需要仔细阅读它，只要在文献管理器上记下几个关键词就行了。我会在到达超市后临时查询食谱。当我的朋友做出一盘好菜时，我更关心的是食谱在哪个网站上，而不关心做菜的具体步骤。美国心理学会有关引用格式的规定我大部分都不知道，但我的电脑知道。对于我每次进行的“计算”，我都不需要拥有与之相应的知识深度，因为我能够进行更为深刻有效的信息检索。
所以，互联网显然改变了我的行为方式。它一定也在同样程度上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因为我的行为是我思维的产品。它大概没有改变我基本的脑力活动，但它改变了各种不同脑力活动的使用频率。我们心理学家喜欢用这个事实来引起学生的注意：出租车司机有着比常人更大的海马（大脑中被认为是感情和记忆中枢的部分）。但是，如今的出租车司机有GPS导航系统，记忆地址对司机们来说也就相对没那么重要了，而迅速读取地图的能力则变得重要了。我们有依据猜想：GPS改变了出租车司机大脑中的存储区域与加工区域之间的比例。我们也可以假设，互联网也改变了我们的大脑。
通常，互联网的变革意义是通过存储功能，也就是互联网存储的信息来展现的。我们很容易惊叹于维基百科、谷歌地球或古登堡计划的庞大数据规模。但是，真正让这些网站对我具有变革意义的却不是数据。在词典、地图和书本的标题被装点之前，它们都被保存已久了。真正让它们具有变革性的是它们的可获取性，即一种新的信息获取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