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son Gopnik--艾莉森·高普尼克：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家，：著有《宝宝也是哲学家：学习与思考的惊奇发现》等。
我的思维无疑被一种相对现代的信息技术大幅度改变了，不过这种技术不是互联网。我常常身陷这种难以抗拒的媒介，一坐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全神贯注，不与身边的人交流。走上街头的时候，我会不自觉地看那些最琐碎的信息（电影广告、路标）。比起世界本身，我更关注人们描述世界的方式（博物馆解说、菜单）。我不再能用先辈们习以为常的方式运用自己的注意力和记忆力。
是的，我知道，阅读为我提供了一种强大的获取信息的新资源。但是，这值得让我们付出与世隔绝的代价，或者值得让我们毁掉对话和记忆（苏格拉底曾预见）吗？事实上，研究表明，我是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被动地进行阅读，我无法停止对字母进行解码。阅读甚至重塑了我的大脑：我们用于处理视觉和语言的大脑皮层被印刷品绑架了。我不是通过实践和当学徒来学习，而是依赖课堂和书本。看看阅读导致的问题：读写困难、注意力紊乱和学习障碍——这都表明，我们的大脑设计不是用来处理非自然的技术的。
和很多人一样，我怀疑互联网使我的体验更碎片化、分裂化和间断化。但是，这种现象不是互联网本身造成的，而是因为我以成年人的方式在运用互联网。为什么我们对阅读、上学的感受和对互联网不一样？获取信息方式的改变让人类的认知和思想产生了全面性的变革，而普及读写能力和基础教育也才刚刚实现了100年左右。这是因为人类的改变不是在有生之年中发生的，而是跨越代际发生的。这种改变是构筑在人类心智和大脑的发展本质之上的。本所有伟大的头脑，他们学习如何使用网络时代的大脑早在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之前就已被充分开发了。我们所有人都在孩提时代就学会了用开放而灵活的思维进行阅读。因此，不会有人既像2010年之后出生的孩子那样，自然而然地体验数字世界，又像我们那样自觉自发地体验印刷媒介。
孩子与成人学习的方式有着本质的差别。比起成人的大脑，孩子的大脑可以接受更大范围的改变、更强的重塑。年长者与年幼者大脑之间的区别是技术和文化革新的动力之源。成年人比其他动物具有更强的重塑周围环境的能力，但成年人的革新是缓慢的、有目的和有意识的。成年人生活中发生的改变，例如互联网的发展，是具有破坏性、引人瞩目、令人忧虑和激动人心的。但对下一代人来说，这些变化只是他们的第二天性。年轻的大脑毫无痛苦地接受了他们父辈创造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是永恒和不朽的，即使这个世界只是在他们出生的前一天才被创造出来的。
我对于互联网的体验是碎片化和间断性的，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但也情趣盎然。因为对成年人来说，学习一项新技术是一个有意识的、专注的和有目的的过程。在成年人中，这种有意识的关注是一种稀缺资源，即使在其神经层面上也是如此。当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事时，我们的前额叶皮层（我们大脑负责有意识、有目的的计划的功能分区）控制着胆碱能递质（帮助我们学习的化学物质）向大脑特定区域的释放。所以，在努力学习新技术时，成年人只能一点一滴地改变他们的思维。
年轻大脑的注意力和学习过程则非常不同。年幼的动物比成年动物拥有更多、分布更广泛的胆碱能递质，它们的学习能力也不依赖于有计划、有目的的注意力。年幼的大脑在构造上有利于学习一切新的、惊人的和丰富的事物，即使这些事物并非相关或有用。所以，和互联网一起成长的孩子掌控互联网就像我们掌控阅读方式一样，完整而自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体验和注意力不会被互联网改变。这就像在20世纪沉浸于印刷品生活的我像目不识丁的19世纪农民的生活别无二致。
我们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识字和上学所需的特殊的专注力策略，因为这种策略如此普遍，我们在幼年期就掌握了。但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不同的专注力控制策略具有相同的价值，感觉上同样自然。例如，在玛雅的印第安人文化中，人们教育孩子要同时把注意力分散在多个事物上，正如印刷媒介和学校教会我们专心致志做一件事一样。我永远不能像狩猎-采集者那样拥有分散而机警的专注力。但幸运的是，我小时候经常照顾别人，这让我掌握了一门同样古老的艺术，可以兼顾工作和孩子。
也许，我们数字时代的子孙看待善于阅读的人就像我们现在看待善于打猎的人，以及能够照顾6个孩子的母亲一样，充满了怀旧之情。20世纪这“超级阅读时代”的很多技能或许会完全消失——或者，至少成为一种高度专门化的兴趣爱好，正如狩猎、诗歌、舞蹈等过去非常普遍的技能一样。有人说，度过了幼儿期的亲密关系后，我们的孩子最终会成为某种古怪神奇的访客，他们来自技术未来。但从好的方面想，我们后代子孙的数字体验不会像我这样碎片化、间断化和孤立化。互联网对于他们而言，就像阅读陈旧的企鹅出版社的平装书的感觉一样——那是20世纪书写文明的代表，根深蒂固地永存着。
注：本文作者艾莉森·高普尼克的《宝宝也是哲学家》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