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伊姆·哈拉里（Haim Harari）：物理学家，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前主任，著有《来自暴风之眼的观察：中东的恐怖和理性》（A View from the Eye of the Storm：Terror and Reason in the Middle East）。
很有可能，互联网对我们思维方式的影响比我愿意承认的大得多。其影响起码明显地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变化是，消息日趋简短。
在发Twitter、网络聊天、用黑莓手机发邮件等活动中，“传统”形式的60秒电视新闻报道主体变成了试图描述想法、规则、事件、复杂情境和道德立场的网民。即使消息本身要长一些，我们接触的消息也比过去都要多，这意味着分配到每一条消息上的注意力是极少的。对于普通大众而言，造成的结果是关于每件事都会有极端观点泛滥。不只是政治方面——在政治上能够以一言蔽之的只有极左或极右的疯狂想法，还有很多关乎科学的观点。
说出一句谬论很容易，比如“进化论是错的”“全球变暖只是个神话”“疫苗接种会导致孤独症”，以及“上帝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而在真正的科学中，则需要很长的论文来解释和探讨关乎真实生活的“如果”和“但是”。
我发现这种趋势让我成为一个狂热的反极端主义者。每当我看到这种对想法和事实的电报般的（用过时的术语来说的话）阐述时，我就怒不可遏。因为他们明知这是错误的、具有误导性的，却还有这么多人从心理上、意识上接受。更糟糕的是，那些仍然热衷于深入研究的人，那些对科学、社会、政治或其他话题保持平衡观点的人，却被看作旧时代的遗老，被极端分子们贴上“极端分子”的标签。
第二个变化是，思维过程中事实性知识的作用被削弱。每个人在判断不同事物时所需要的事实信息和思维模式有所差异，人们可以建立事物间的联系、创造新想法、区分事情的重要程度、分析事物变化过程、分辨如何遵循纯粹逻辑或生活常识，以及进行无数其他的复杂脑力工作。
网络让我们不必知晓很多的事实，因为我们都知道，动几下手指就可以获取事实，也就轻视了它们对思维锻炼的重要性。计算器的普及使算术的重要性下降了，互联网对思维过程中事实性知识的影响也是同样的道理，不过要比前者深远得多。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在科学发现中，通常最大的挑战在于提出正确的问题而非回答现成的问题，在于想到人们从未想到过的事实之间的关联。在这种努力中，知道那些事实在互联网无边海洋中的某处存在着是没有用的。我发现，尽管那些日益增加并为我所用的知识可以丰富我对社会、经济、政治话题的理解，但我的科学思考并未因为这些可获取的知识而产生什么改变。在这里有必要做出一个警告：可用事实泛滥的情况下，思维过程的一个重要能力被强化了，即对事实和类事实的可靠性进行判断评估。网上有大量的事实和类事实，将它们分辨清楚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容易。
第三个变化是，教与学的整个过程发生了改变。很显然，这种改变是深远而多面的。不过同样要注意的是，由于教育系统具有极端保守的本质，这种改变尚未大规模发生。互联网为我们带来了艺术珍品、模仿复杂实验的能力、通过实践和试错进行学习的机制，为我们免去了记忆事实和数字的必要，提供了世界上最优秀的老师们的讲解和课程，还对有特殊需要的孩子进行特别帮助，并带来了无数祖辈们无法获得、无与伦比的宝贵资源。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院，任何参与其中的人都应意识到其中潜藏的无限机会和危险。这些学习上的改变成为现实后，可能会在学生的头脑中形成完全不同的知识、理解方法和思考模式。
我很惊讶，教育领域的变化竟如此之少。但不论我们是否喜欢，变化必须发生，也必将发生。它可能需要10年或20年的时间，但它将来肯定不会和现在一样。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在基于互联网的教育系统中长大的孩子们，他们的思维和大脑会不会被生理性地“重构”，而有别于他们的先辈呢？我倾向于肯定的答案，但是这可能要留给2040年的Edge年度问题来解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