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施瓦茨（Peter Schwartz）：未来学家，商业战略学家，软件服务公司Salesforce主管全球政府关系与战略规划的高级副主席，著有《未来在发酵》（Inevitable Surprises）。
我于1973年开始在斯坦福大学研究院工作，有幸成为阿帕网最早的互联网用户之一。我们当时的实验是远程协作，最终生产出了手提箱般大小的TI Silent 700移动终端，其后背（没有屏幕）装有声音耦合器和热感型印刷机。我把它安放在了家里的书桌上。那时我正在奥林匹亚与华盛顿州的未来愿景州长丹·伊万斯的助理起草州发展规划。从那时起我便有了自己的身份认同感。
在20世纪80年代，我也是WELL的参与者，WELL是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在线社区。几乎所有参与了WELL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一系列丰富的多重感知被源源不断地、即时提供给我们。同时（尽管不是因为这一社区大部分浏览者是免费的网络游客），我的感知中萌生出了自主、独立思考的意识。
随着互联网、万维网和知识大爆炸的到来，新一层次的转化随之发生。我曾经习惯于查字典、翻阅年鉴。我很想知道得更多，事实上，我想知道所有事情。我也以研究、写作、演讲和提供咨询为生。知识的深度、广度和丰富性是吸引我投入热情、从事专业工作的关键因素，不过在网络时代之前，它们受到了我大脑容量的限制。现在，我有了一个近乎无限的、可随时获取信息的源泉，这些信息可以以每秒1比特的速度记在大脑里成为我自己的知识。对于我们这些沉湎于知识的世界中寻求乐趣并以此为生的人来说，互联网已经成了我们大脑功能的巨大延伸。
现代网络已经大部分实现了泰德·尼尔森（Ted Nelson）几十年前在“仙那度计划”（Xanadu project）中的预言，也证实了道格·恩格尔巴特（Doug Engelbart）在斯坦福研究院提出的“人类拓展设想”。如今，几乎所有知识都可以从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即时获取。我们的个人有效记忆现在被大幅度拓展了，已趋近于无限。我们的身份植根于我们所知的事物，我们的思维方式则是我们身份的表达。
就我而言，互联网给我带来了自主意识及无所不在的知识，它们促进了我在更深层次的协作方面的技能。这意味着我的思路可以不再受大脑这一肉体机器的限制，可以让我的思想从我所处的地点和时间中解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