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A.Christakis）：哈佛大学医学博士，社会学学者，与詹姆斯·富勒（James Fowler）合著有《大连接》。
改变思维方式及增强认知能力的努力自古有之。对大脑的增强有几种方式，它们可以是硬件或软件，也可以在体内或体外。外部硬件包括洞穴壁画、手写文件、眼镜、手表、可穿戴电脑和大脑控制机等。内部硬件是一些可改变思维的发明，例如人工耳蜗、颅内电刺激等。内部软件包括教育、冥想、记忆法、认知疗法等。外部软件包括日历、投票系统、搜索引擎，还有互联网。
我亲身体验过这其中的大部分（除了壁画和神秘的硬件），我认为我可以自信地说它们并没有改变我的思维。
特别吸引我注意力的是，种类日趋复杂的外部软件——包括互联网，它们越来越多地包含传播和互动属性，也因此特别倾向于社交。它们更多地涉及思想、感受和很多个体行为，并以某种形式汇集在一起，且允许用户获取。人类拥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倾向，即与别人交流并受之影响，并从我们逐渐变成网络人的趋势中获取利益，这个倾向在互联网的作用下有所加剧。从这个角度来说，互联网既让我们开阔思维，又有些返祖。
互联网和之前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脑增强技术没有什么不同，例如书籍和电话。而且，我怀疑书籍和电话是否真的改变了我们大脑的工作方式（也就是我提出这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的方式）。实际上，这么说会更准确，我们的思维促进了互联网的发展，而不是互联网促进了我们的思维发展。另外一个恰当的比喻就是数学。人们花了几个世纪来积累数学知识，而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学习了几何学和微积分，这种方式可能会让几个世纪之前的数学家们感到惊讶。但是，就像其他学生一样，我用于学习的大脑和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使用的大脑是相同的。数学当然影响了我如何看待世界，但是它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说得更清楚些，互联网当然改变了一些与自我认知和社交互动有关的事情。在这两个方面，一个被广泛认可的例子是互联网如何引发了集体智慧现象，例如维基百科。它整合了人们利他的冲动和成千上万条来自遥远他方的知识。基于我参与这些事情的程度（我的确参与了），我和我的思维都受到了互联网的影响。
但是，我的大部分思考都服务于社交目的。这一事实的强有力证据是：大部分的对话内容都是琐碎的小事，而不关注复杂的哲学或者数学。实际上，若我们不是10岁的小男孩，我们多久才会思考或者讨论一次表面上看起来很重要的捕猎或者航海话题呢？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思考或谈论彼此，甚至对我们这些职业科学家而言也是如此。
的确，我们大脑的智力能力通常是为社交需求，而不是为环境的复杂性而进化的。灵长类动物中更大社会团体的进化需要并受益于更大的新皮层的进化（大脑外层中负责思考的部分）。反过来，管理社会的复杂性需要并受益于语言的进化。“社会脑假设”认为，我们思考的根本原因与我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嵌入性有关。
科技在其中发挥了多大作用呢？答案是，非常少。试想一下，军事单位的实际规模几千年以来都没有发生改变，尽管我们的传播技术已经从烽火发展到了电报、广播和雷达。罗马军队的基本单位（步兵小队）是由120～130人组成的，相应的现代军队的单位规模仍然如此。
有效的人类小组规模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即使传播技术已经改变，这暗示了科技并不是影响我们行为的关键因素。相反，最关键的因素是人类追寻社会关系的能力——在脑海中形成一份列表来识别不同的人，形成一份地图来弄清谁与谁有关以及这些关系是强大还是弱小、合作还是对立。我不认为互联网已经改变了我的大脑做这些事情的能力。我们可以用“朋友”来称呼我们在网上的交流对象，但他们当然不是我们真实的社会、情感或者生物学意义上的朋友。
不存在新的自我，不存在新的他人。所以，也不存在新的大脑和新的思维方式。互联网出现之前和之后，我们都是同一个物种。是的，互联网可以让学会做炸弹或找个性伴侣变得更简单，但是，互联网本身对我们思维方式的改变，不会比对我们的暴力倾向和与生俱来的爱的能力改变更多。
注：本文作者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的《大连接》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