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拉斯·洛西科夫（Douglas Rushkoff）：传媒理论家、纪录片制片人，著有《当下的冲击》。
互联网是怎样改变我的思维方式的呢？它将我的思维变成了现在时。这就像是把我用于认知的资源从硬盘转到内存一样。也就是说现在发生的事才是有价值的，而所有发生在过去或者将来的事情都没有那么重要。
互联网把我们所有人都推到了当下。所有问题都会马上有人回答，每一个事实或想法只在刷新页面之前才是新鲜的。结果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互联网让我变得刻薄、愤慨、短视、反动。
在我被成堆的电子邮件淹没的时候，永无止境地刷新Twitter消息的时候，在Facebook上接受我不愿联系的“老朋友”为好友的时候，或者应读者要求出现在网络上时——我本该心怀感激，但相反我却觉得自己不得不如此。问题不在于这些伙计想要我做什么，而是要求我什么时候做，他们随时会提出要求。
这不是互联网本身的偏见，而是我们对它的使用方式从原来的“选择进入”变成了现在的“永久在线”。这种媒介偏见并不针对实时的活动，针对的是时间移位。UNIX这种网络操作系统不能够实时工作，它只会等待人类的指令。相似的还有早期的互联网论坛和电子公告栏，人们都是在方便的时候才会去看。我若参加了一场讨论，我可能会选择在本周某个晚上或者推迟到下周才去看看有什么最新进展。我会花时间考虑我要说什么——我要深思别人的回复。互动的收获与我用于翻阅帖子的时间成正比。
当互联网从一台放在桌子上的资源搜索器变成了在我口袋里鸣叫、在我腿上振动的机器，那么事物的深度价值就会被伪装成相关性的即时性取代了。这就是为什么谷歌要把自己从一个单纯的搜索引擎变成了“实时”搜索引擎，为什么电子邮件发展成了SMS（短信服务），博客转向了Twitter。这就是为什么学生们再也没有能力开展辩论，为什么长篇小说的叙事结构被肤浅的电视剧情取代了，为什么几乎没有人愿意参加关于全球长期发展问题的有意义对话。互联网创造了这样一种环境：比起缓慢却重大的气候危机问题，科学家之间的几封控诉电子邮件能够创造更多的新闻。
这就好像互联网不断地要求我不管在何时何地都要保持在线，这阻止了我进入真正的生活世界。正是这种断网的欲望——避免分散注意力、多任务处理或远距离互动，让互联网变得更加讨厌。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那些发明了我们今天所依赖的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人的目标。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詹姆斯·里克莱德（James Lickider）等技术先驱试图发展一种能够帮助我们记忆的机器。计算机将我们从过去的暴力中解放出来（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我们忘记一切并集中精力解决当下的问题。信息还在那里，它只是被存储在身体之外，在机器之中。
假如科技的发展能够促使生命的选择权与机器完全脱离，不需要随时接入机器的记忆库，那么记忆机器或许会成功。然而，我使用互联网的目的不仅仅是获取信息，我还要联系别人并让别人能够联系到我——不管我身处何时何地。
这种永远需要在线的生活状态压垮而非扩展了我的神经系统。相应地，涌向我的实时信息流阻止了我的大脑进行分析和思考。它变成了一种需要即时管理的信息流，并且永远如此。
互联网的当下性给人类带来了一种冲动、不考虑后果的应激反应，人们认为交流沟通只是下达命令或者躲避别人的命令。我愿意满足那些在我口袋里响铃、振动的设备，只是为了让它们停下来。我将数字化交流视为对神经系统的无意识触发，而不去寻找深度交流的机会。就和那些已经网络化的人类同胞们一样，我现在正承受着互联网出现之前航空交通指挥员、急救电话接线员才有的生理和心理压力。
在我的生理节奏向互联网的即时性投降之后，我正用科技来优化自己、优化思维，而不是反过来去优化科技。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加速，而实际上我越来越没有创造力，缺少思想性，越来越无法维持对所生活世界的主观能动性。这结果和未来冲击类似。但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承受了更多冲击的就是现在。
我试着去看互联网积极的一面：由互联网引发的对当下的关注，可能会将我们从20世纪危险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几乎没有人会相信残忍的行为会被神话般的结局纠正。人们不太可能相信雇主和公司对他们的忠诚付出所作的、关于未来回报的虚假承诺。
但是对我来说，互联网让我更多地了解到身边正在发生什么。我的所悟并不是因为接近了禅的永恒境界才想到这些的，完全是因为我的生活环境、和别人接触时学到的经验，以及基础的自我意识。确切地说，我越来越处于一种容易分心的状态，一些外围的力量被放大，就在我眼前的东西被忽视。我制订计划的能力已经被毁掉，更不用说去兑现它了，只因我需要忙于应付一系列让我随时分神的外部影响。我停止去寻找一个当下的稳定立足点，我最终选择对实时冲动和命令带来的攻击作出反应。
互联网告诉我，我是在真实的时间里思考的，而它真正在做的事情是，逐渐带走“真实”，也带走“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