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里安·克雷耶（Andrian Kreye）：《德国日报》（German Daily）艺术和散文专栏作者，《慕尼黑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编辑。
我现在的思维更敏捷了。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将我从20世纪的负担中解放了出来：相互往来的负担，协调沟通的负担，还有传统读写的负担。我想，如果我的生活中不是一直存在这些多余的负担的话，互联网对我来说就不会有这么大的益处。如果不断加速的思维造成了我思维方式的改变，那么互联网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我不是最早的互联网使用者，但是我适应的过程却从很早就开始了。之前我一直不明白互联网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直到1989年在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里的一个下午，马文·明斯基告诉我说，计算机的特征不在于它本身有多大的力量，而在于它能连接什么。几年以后，我在旧金山偶然发现了网络朋克，那时“聪明药”开始流行（它并没什么作用）。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宣布，虚拟现实是下一代迷幻剂（却至今未成功），托德·伦德格恩（Todd Rundgren）也宣称，创新工作将会过剩，却没有同样多的好点子（现在体现为对业余爱好者崛起的哀思）。仍然是陈旧的地铁装载着新兴的文化。这种新文化是由思想所驱动，而非艺术所驱动的。我遇到克里夫·菲加洛（Cliff Figallo）时，他正经营着一个叫WELL的虚拟社区。他把我介绍给约翰·巴洛（John Perry Barlow），巴洛刚刚创设了电子前线基金（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这个名字说明了一切：这是一个新的前线。
我仍然花了好几年才明白这一点。在一个让人窒息的夜晚，在塞内加尔达喀尔市中心的出租房里，为了解决不兼容的插座问题并让我们的手提电脑可以连接巴黎的某个站点，我和我的摄影师拆解了一根电话线和一个调制解调器。此举可使我们省掉做实地调研的一整个星期时间。现在我的思维开始变得比在波士顿和旧金山时更敏捷了。在不断减轻上文所说的负担之后，互联网让我能够更集中精力于记者本应该完成的任务上，即寻找事件的关联、意义，并用尽可能简单的方式说清楚复杂的话题。
互联网在过去几年里最重要的发展可能是，它给了我们自由的同时，让我们变得无聊。那些带着手提电脑从非洲远程登录的冒险岁月已经不在了。即使是在这个星球上最偏远的地方，上网也仅仅意味着只需打开你的机器。这种模式统治着整个互联网。Twitter是互联网应用发展以来最简单的一种形式，但是它也在许多方面加速了我的思考。Facebook本身也是个无聊的东西，但是它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全新网络。将所有的媒体都集成为博客变得如此简单，以至于连孩子都会做，所以论坛变成了测试事物的新可能性的绝佳地方。我不再研究互联网，我只是使用它。
然而这些都不一定能造成我的思维的改变。我并未因互联网而改变我的思想或者信仰。当我坐在电脑前面，就再没有过顿悟。至今为止，互联网没有给过我难忘的经历，尽管它给我引荐了一些东西。人、地点、经历才是能改变我的思维方式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