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恩·伊诺（Brian Eno）：艺术家、作曲家、录音艺术家，U2乐队、酷玩乐队（Coldplay）、传声头像乐队（Talking Heads）和保罗·西蒙（Paul Simon）的音乐制作人。
我注意到，一些激进的社会实验运行良好并没什么问题。在50年前，极端理想主义者将互联网视为乌托邦，其中就包括开源代码、分享软件和免费软件、维基百科等。
我注意到，互联网并没有如我们预期的那样解放全世界。压制型的政府可以使它关闭，自由型的政府也可能把它当成宣传工具。还好，我注意到了互联网并不稳定的可信度使人们也开始质疑从其他媒介得到的信息。
我注意到，我现在消化的知识的来源比过去的范围更广，这就像打补丁一样。我还注意到，我更少倾向于寻找已经组接完成的叙事，并更喜欢拼贴自己找到的东西。我注意到我读书时更加不求甚解，看书像浏览网页一样，经常给它们加上书签。
我注意到，生物化学家达里尔·梅瑟（Darryl Macer）在世纪之交的梦：绘制一张观念的世界地图正自发地以互联网的形式成为现实。
我注意到，我与更多的人打交道但却很少有深交。我注意到，一种仅在互联网上存在、几乎没有实体构成的亲密关系是可能的。我注意到，不与合作者见面也能够进行如制作音乐这样复杂的社会交往。我对因此而产生的价值并不信服。
我注意到，“社区”的概念改变了，这个词之前的意思是人与人在物理和地理上的某种联系；而现在它可以表示“任何有共同兴趣的单元”。我注意到，我现在属于上百个社区，比如对民主感兴趣的社区，对合成器感兴趣的社区，对气候变化、脱口秀、版权法、清唱、扬声器、实用主义哲学、进化论等感兴趣的社区。
我注意到，人们对社区的渴求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几百万人同时归属于一个完全虚构的社区，比如游戏《第二人生》和《魔兽世界》。我担心这些人会以牺牲他们的“第一人生”为代价。
我注意到，我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斟酌字句上，因为这就是互联网的流通货币。我也不再写日记了。我注意到，我怀念传真机的消逝，它比电子邮件更私人化，因为它允许涂画和手写。我注意到，我的思维开始语言化，而不是视觉化了。
我注意到，“专家”的概念改变了，“专家”以前是指“拥有专门信息渠道的人”；而现在，由于如此多的信息在每个人之间平等共享，“专家”的概念就变成了“能更好地解读信息的人”了。评论已经取代了渠道。
我注意到，我已经变成了互联网的奴隶，我每天会查好几遍电子邮箱，担心收件箱中有成堆的未回复邮件。我注意到，我想拥有一个无人打扰、独自思考的上午是很困难的。我注意到，经常有人希望我能立刻回复邮件，而且我若不去立刻回复也很困难。我注意到，我因此变得很冲动。
我注意到，我会更多地给网上的请愿活动捐款。我注意到，文化基因现在可以像病毒传染一样地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而且传播的并不总是好的文化基因。我注意到，我有时会为我其实并不了解的事情请愿，因为这很简单，我猜想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应该很普遍。
我注意到，互联网取代的每一样东西都会在其他地方以改良后的形式出现。比如，音乐人以前是通过巡回演出来宣传他们的唱片，但是自从网络非法下载盛行后出唱片不再那么挣钱了，于是音乐人现在靠做唱片来为他们的巡演做宣传。书店的员工了解书，唱片店的员工了解唱片，这种现象已经很常见了。
我注意到，互联网提供了免费和廉价的东西，“真实体验”，即那些无需中介的个人体验变得更加珍贵了。我注意到，创作者更加注意他们作品的不可复制性，“原版”取代了可复制版。
我注意到，我们很少有人会想到如果互联网崩溃了将会引起怎样的混乱。
我注意到，比起互联网，我的日常生活被手机改变得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