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戈里·保罗（Gregory Paul）：独立研究员，作家，著有《飞行的恐龙：恐龙和鸟类的进化与飞行功能退化》（Dinosaurs of the Air：The Evolution and Loss of Flight in Dinosaurs and Birds）。
作为那些预言人类在不久的将来会把思维都上传到网络机器上的人之一，我热衷于互联网。但是，我对于新的信息传播方式的思考仍然是原始和模糊的。
毫无疑问，互联网正改变着我的行为方式，并影响着我周围的世界。在谷歌输入“格雷戈里·保罗宗教社会”就会搜到近350万个词条。我不太确定这意味着什么，但这看起来让人印象深刻。英国报纸上有一篇关于我的社会学研究的报道，获得了超过700条评论。要是回到20世纪，我无法想象我的研究会在全球社会学界引发如此大的反响，因为当时还没有能够在线获取的学术期刊发行机制。相对于未数字化的世界，新的传播环境无疑改变了我的研究及发表论文的策略。即便如此，我也不完全确定我自己的行为是如何被改变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一个平行宇宙的实验，两个空间的差别在于其中一个没有互联网，然后再看看我会怎样。
令人不安的是，互联网对依赖介质的传统模式产生了冲击，并摧毁了其中一大部分。我所在的城市已经没有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大报纸了。小题大做的免费报纸《城市报》（City Paper）也只是它辉煌历史的一个黯淡影子罢了。我一直喜欢住在大型图书馆附近，因为我可以集中查阅各类杂志、浏览各类期刊来寻找都有哪些最新成果。因为我的研究是半随机性质的，所以我总是能很开心地发现一些有用的意外收获。现在霍普金斯图书馆已经大幅度减少了纸质杂志的存量而转向了互联网，因而现在这种乐趣也减少了很多。要寻找一篇特定的文章，上网搜索比较容易，而且能节约木材也是件好事，但是在图书馆电脑上查阅最新一期《地质学》（Geology）的内容却一点也无趣，还不方便。我想是因为我获取信息的范围变得狭窄了。这可不太好。
从乐观的方面看，在互联网出现以前，要寻找一些特定信息是极其困难的。当我还是个青少年的时候，我对1941年的“胡德号”沉没很有兴趣，但是好几年我都不知道这条著名的船的样子。直到我看到朋友的船只模型，在那之前我一直没看到过一张有关它的清晰图片。这种极端的数据缺失时代已经结束，这都要归功于维基百科这种网站。但即使是互联网也无法填满所有的信息空白。我们通常很难搜索到深入调查事件所需的模糊细节，它们有些只存在于书本之中。互联网的源信息需要参考书籍，但是如果互联网限制了手稿的长度，那么信息的质量将会遭到很大的打击。
至于互联网是否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我想，在线应用程序促进了数据分析的发展，这有助于我扩展社会学兴趣和研究范围。在我乐于发掘的流行宗教思想领域，这有助于我得出超乎预期的答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微妙的影响，至于具体是什么我还不是很确定，因为还没有进行过平行宇宙实验。我担心屏幕与纸张大战带来的信息简洁性会缩窄我的注意力范围。这如同理查德·道金斯的“模因”像一本拙劣的科幻小说一样改变了我不情愿的想法。但这只是个非定量的概念、闲谈式的结论。也许，只是我以为我的思想改变了。也许这种新的安排无法改变我的心智，因为我的老式思想只适用于过去的系统。
新一代人是在复杂的数字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无论好坏，也许他们正在发展更适合新范式的思维模式。但是，也许人类思维并没有人们想的那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而且互联网也许比它看起来更能重现复古的流行趋势。20世纪的大众传媒的确是种创新，因为虚拟技术将人们从家庭娱乐者、创造者（围在钢琴边唱歌、作曲等）变成了几大主要媒体的被动消费者（坐在电视前操心远方的事情）。人们正用超级快速的数字技术取代自我创新和自娱自乐。这些是如何影响年轻一代的，还有待社会行为学和神经心理学的研究。
但是，老人和年轻人是怎样受到影响的也许没有多大的关系。处于21世纪早期，互联网革命可能比实际情况看起来更激进一些，它可能只是一场真正革命的前奏。当更高层次的网络大脑开始运行之后，人类对数字通信的掌控将会成为一个历史过渡阶段。超智能的信息思考和分享能力将会减少人类所能做的事情。这个相互连接的超级大脑会如何思考？鬼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