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神经科学家，理智工程（Project Reason）首席执行官，著有《自由意志》（Free Will）。
现在有一个科学幻象，或者说是噩梦，即人类思想或许被上传到了一个类似互联网的巨型计算机网络中。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能够破解神经代码，用二进制来解读我们的内在生命，但我注意到一些有预示性的上传已经在我的生活中逐渐开始。比如说，有一天我想引用亚当·斯密的著名篇章，是关于中国地震的。我大概回想了一下我的书架，试图寻找《国富论》。但是我家里有几千，而且摆放得杂乱无章。我还曾花了一个小时找书，又花了一个小时去浏览的内容，最终发现这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那。现在来看，我当时朦胧地记着要找的那本亚当·斯密的书叫《道德情操论》。我为什么不直接往谷歌里输入“亚当·斯密、中国、地震”，任务就完成了呢？！
当然，人们或多或少都会通过这种方式来依赖互联网，我甚至会依靠谷歌来唤醒我自己的记忆。我开始犯懒，并且倾向于拆解我的作品：一个在一场讲座中提到的事情会出现在一篇专栏文章中；这个专栏文章之后会被一收录；而的一小部分观点又会被另一个人在另一场讲座中陈述。这种情况会让我不禁想到：我到底如何、在哪些方面、在何种令人羞愧的程度上抄袭了我自己？再一次地，我的记忆之门不是从我大脑的内侧颞叶中开启，而是从遥远的计算机中开启的，并且那里的租金或许比我这儿便宜得多。
思维向互联网的迁移现在也延伸到了我的情感生活中。举例来说，我偶尔会参加一些公开辩论或小组讨论，对手是受过过多或过少甚至完全错误的教育的人。一天结束后，我的妻子和母亲都会问：“今天怎么样？”现在我知道了，如果我不在线再看一次辩论，我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对已发生事情的记忆经常和看过辩论之后得出的印象不一致。那么，哪一个观点更接近现实呢？我学会去相信Youtube的版本。在任何情况下，这是唯一能够延续的版本。
逐渐地，我与其他科学家和作家之间的关系就完全建立在互联网上了。杰里·科尼（Jerry Coyne）和我只在墨西哥的出租车上见了一面，但这是在我们相互发了上百封邮件之后。我的发件箱中几乎存着我们说过的每一句话。因此，我们全部的关系都是可查询的了。我有很多朋友和导师基本上是以一种邮件联系人的方式存在着的。这让我的社群意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些素未谋面的朋友比我最亲近的朋友更知道我明天会想什么。
回顾这些数字形式的通信时我发现了一些惊喜。最近我在发件箱中搜索“贝拉克·奥巴马”时发现，在2004年有人写邮件告诉我他想要把我的第一的副本给他的朋友奥巴马看看。为什么我不记得这种交流了呢？因为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奥巴马是谁。搜索我的比特流，我不仅了解到过去的我是怎样的，还能领悟一些我过去永远都不会明白的事情。
但我绝对不会盲目迷恋电脑。我不从属于任何一个社交网站，我不发Twitter（只是目前），我也不在Flickr上发照片。但即使如我这般，如果要回答神谕“了解你自己”这一问题，也需要到网上去查一查。
注：本文作者萨姆·哈里斯的《自由意志》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