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斯珀伯（Dan Sperber）：匈牙利布达佩斯中欧大学哲学和认知科学教授。
1967年，理查德·道金斯引入了“模因”（meme）的概念：一个能自我复制和经受自然选择的文化传播单元。模因已经成功成为每个人的认知工具。我想说，“文化吸引子”的概念如果不能取代，至少也能补充模因的概念。
“模因”一词的成功在于（或看似在于）其概念的证实——它现在已经被使用几十亿次了。模因的概念是不是一旦被启用就会开始复制呢？不是的。“模因学者”不仅对“模因”有很多不同的定义，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使用这一概念的人并不真正了解模因是什么。这个词的意义模糊，而且在语境中相互关联。这些意义相互重叠，但并不重复。模因的概念和“模因”这个词截然相反，根本就不是个模因的好例子！
模因概念的例子说明了一个常见的难题：文化包含着那些反复生成的术语——思想、规范、故事、食谱、舞蹈、仪式、工具、实践等。这些术语在社会的时空里保持着自我相似性，虽然有些变化，但是爱尔兰炖肉依然是爱尔兰炖肉，《小红帽》还是《小红帽》，桑巴舞也还是桑巴舞。解释这一文化宏观稳定性的方法就是假设个体微观层面的传播是完全不会失真的，就像它看上去的那样。《小红帽》必须在大多数时间里毫无差别地被复述，在几个世纪的口耳相传中都保持自我相似性，否则这个故事就会以各种形式产生变化，而其本身就会被破坏，就像海浪席卷沙滩一样。宏观稳定性意即微观的保真性？答案是否定的。当我们仔细研究传播的过程时，我们就能观察到原始模型和新的元素混合在一起形成的新版本，这种混合是根据传播者的能力和利益构建的。按理来说，从一个版本到另一个版本的变化可能非常小，但是如果传播规模够大，它们的累积效应就会危害整个文化的稳定性。但问题来了，事实上，这种效应并不会影响文化的稳定性。如果不是保真性，那么什么是稳定性的原因呢？
文化节点（即文化模因，我们可以稀释这一概念叫它文化节点）保持自我相似性不是因为它们的不断复制，而是因为每一次复制传播中围绕文化吸引子的变化，它并没有导致原始模型向各个方向“随机漫步”式地散开。《小红帽》的结尾如果是大灰狼吃掉了小红帽，那么它会是最容易被人记住的结尾，但是皆大欢喜的结局才是一个强大的文化吸引子。如果有人听到的版本结尾是大灰狼吃掉了小红帽，我猜他要么以后不会再讲这个故事，要么他就会把结尾修改成一个欢喜大结局，这就是吸引力。《小红帽》之所以保持着文化稳定性，不是因为它一直被忠实地复述着，而是因为所有版本中的变化会相互抵消。
为什么要有文化吸引子？因为在我们的思维、身体和环境中，都有影响我们理解与再造的概念，以及影响我们行动的基础因素。当这些基础因素为大众所共享，就会出现文化吸引子。以下是几个基本的例子：
圆形的数字是文化吸引子。它们更容易被记住，而且提供了更好的级别象征。所以我们会庆祝结婚20周年纪念日、第100期期刊的发行和第100万份的销售记录。而且这也创造了一些特殊的价格文化吸引子，即低于这些边界性的数字就可以避免更高的级别，如9.99元或9 990元的价签。
在技术与人工的发展中，效率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文化吸引子。旧石器时代的猎人从长辈那里学习如何制造和使用弓箭，与其说他们在复制长辈，倒不如说他们在尽力将自己变为优秀的弓箭手。如果在没有很多有效方式的情况下，这种效率的吸引力比起忠实的复制，更能解释许多技术传统的文化稳定性以及历史的转型。
原则上，人类可以想象的超自然存在的多样性是无限的。但是，正如人类学家帕斯卡尔·博耶（Pascal Boyer）所说，人类宗教中这些存在的名单是有限的，包括鬼、神、祖先崇拜、龙等，它们大多有两个共同特征：（1）它们都打破了我们对生命的直觉——对死亡、单个种属、有限信息获取渠道等的预期。（2）它们也都满足了我们的其他直觉，因此，尽管它们有超自然性，却也是可以预测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最小反直觉”（minimally counterintuitive，博耶的说法）有助于“适当的神秘”（relevant mysteries，我的说法），这是一种文化吸引子。想象的东西和我们遗忘或者变型为吸引子的东西相比，或多或少都有些违反直觉。
那么，围绕“模因”复制的吸引子是什么呢？模因的概念，或者说一群毫无新意的模因集合，在现代文化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是因为它能一再忠实地复制，而是因为我们的交流经常围绕着那些非常成功的文化节点——在大众媒体和互联网时代，它们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并且的确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相关。它们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即使（或许正是因为）我们并未深刻理解它们是什么以及它们是如何发生的。“模因”的含义从道金斯的精确科学概念已经发展为一种指称这些惊人和诡异对象的方法。
这就是我对本次年度问题的回答。最后，我想提出一个问题（时间会给出答案）：“文化吸引子”本身的概念是否足以成为一种可以变为“模因”的文化吸引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