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多·萨尔塞多-阿尔巴（Eduardo Salcedo-Albarán）：
哲学家，社会科学家跨学科国际组织Metodo创始人及管理者。
在过去的三年里，墨西哥毒枭为了控制毒品运输的路线而杀了数百人。在过去的20年里，哥伦比亚的贩毒团伙烧杀强掠了成千上万人，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需要更多土地用于毒品种植和运输。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并不满足于1 000万或者一个亿，即使是最富有的毒枭也杀人如麻。
在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不同犯罪团伙之间的火并被称为“maras”，目的是为了控制某一条穷困社区的街道。1994年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中，曾经的好朋友因为种族问题在一夜之间反目成仇。这是文明吗？
这些事件看似罕见，但在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条街道中，都有小偷愿意为了10块钱的毒资去杀人或拼命，也会有宗教狂热分子以上帝之名杀人，一个看似正常的邻居也可能在遭遇车祸之后想要斗殴或杀人。这是理性吗？
诸如野心、愤怒或焦虑的本能情绪反应会压倒理性。这些反应冲击着我们，就像无法控制的风暴或地震一样。
现在，我们将自己定义为超级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认为自己非常地智慧。我们能主宰自然、本能、病毒和风暴，但是，我们无法避免过度消费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我们不能控制日益膨胀的野心，我们很难抗拒权力、性或者金钱。尽管我们的大脑已经进化得很好，尽管我们有进行抽象思维和思辨的能力，尽管我们的新（大脑）皮层能量惊人，但我们的行为还是基于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感觉。
对神经系统的观测表明：大脑的本能区域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活跃的。我们的神经系统不断地受到决定情绪水平的神经介质和激素的影响。实验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并不总是寻求当下或未来利益的最大化。理性的期待并不具有神经上的稳定性，人们有时候只想满足当下的欲望而不管别的。
人类当然具有独特的理性能力，没有其他动物能像人类这样进行完美的评估、模仿和决策。但是，拥有这样的能力并不意味着总是在使用这个能力。
人类大脑最内核且最古老的部分“爬虫脑”（the reptilian brain）的产生并负责控制本能和本能反应，在保护人类物种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有了这一脑区，我们在行动中不需要分析每一个动作的后果，我们可以像一个无意识的机器一样流畅运行。因为这一脑区，我们走路时不会每走一步都担心地会塌陷。感到危险我们就会跑，这不是因为理性，而是出于本能。
只有严格的训练才能让我们主宰自己的本能。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别害怕”的忠告只有在不害怕的时候才起作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应该被定义为被本能、移情和知觉产生的自动反应，而非由复杂精密的计划和思辨所驱动的生物。“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和“政治人”（Homo politicus）是行为基准，而不是描述性的模型。通过公民辩论产生效用的计算结果和社会纠纷的解决方法，只是行为的乌托邦，不是我们的真实写照。但是，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一直在基于这些假设，构建与现实并不一致的政策、模型和科学。“感性智人”（Homo sensus sapiens）是对人类更为精确的描述。
自由的超级理性主义和保守的超级共产主义都只是人类某一方面的丰功伟绩。第一个是新（大脑）皮层的效果：理性压倒本能的信念。第二个是爬虫脑的效果：移情和凝聚力定义人类的信念。但这两者是可以共存的，我们活在“感性”与“理性”的张力之中。
“感性智人”的概念，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处于对自己的理性过分自信和屈从自我本能的中间地带，也让我们能完善对社会现象的解释。社会科学不应该总是对理性和感性偏废其一，应该走出实证主义的碎片和科学领域整合的舒适区，来解释介于感性和理性之间的人类，而不是简单的数字人。制定公共政策时有更好的参考信息，将有利于社会公平与公正。
这种人类感性的首要特质使物种得以运动、繁殖和保存。而这种智人也允许自己摇摆在物质与能量的世界本体论和社会文化、想象、艺术、技术和象征性建构的认识论之间。这种结合阐释了原始人为什么一直处于情绪与推理的张力之中，为什么会寻求生物和文化进化的一个中间状态。我们不仅只是感性的胆小者，也不仅只是理智的规划者，我们是感性智人，能感觉，也能推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