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安德森（Alun Anderson）：
前《新科学》杂志主编、高级顾问，著有《后冰川时代》（After The Ice：Life, Death, and Geopolitics In the New Arctic）。
人类或许应该改名为Homo dilatus，即后猿类物种。我们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可以应对紧急危机的大脑结构，这与面对稳定威胁的机制截然不同。“为什么现在采取行动，长远后果是什么？”这种诘问对于任何一个物种来说，都是检验其处理眼前问题能力的利器。那些能利用科学影响政策的人都持有一种人类中心的观念，而持有这种观念的人往往也会尽力拖延对环境问题的解决。坎昆气候大会、哥本哈根会议和《京都议定书》反映的问题如出一辙：如果我们的束手无策并未带来更大的灾难，我们的束手无策就会显得更为合理。
不止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是这样。直到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才让我们醒悟要在船上装载足够数量的救生船；“阿莫科-卡迪兹”号油轮的失事引发了国际上关于海洋污染的规定；“埃克森·瓦尔迪兹”号油轮事故后，国际海事组织才规定了游船的双壳结构。石油工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2010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也体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人类中心化观念。
人类历史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故事。显赫一时的集团和公司，如果财富减少，就会选择慢慢淡出，但他们缺乏变革的危机感。缓慢而稳定的变化只会形成习惯，而无法激发行动。我们现在走在英国乡间的小道上，听到的那些鸟叫声曾让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们陶醉不已，但我们似乎感受不到艺术的衰竭，而只纠结于当下。
人类还真是奇怪，气候变化心理学都成了一门显学，人们努力想要弄清楚重要信息如何才能让我们思虑更远的未来。但遗憾的是，人类的大脑还不足以弄清楚这些。以气候变化的例子来说，我们在重大灾难到来以前，最好还是关注渐变的危机，首要的就是北冰洋可能完全融化。要知道，当前的每年夏天，北冰洋就像一个巨大的冰雪帽罩着整个地球，其面积相当于半个美国，而几十年后它将荡然无存。如果你不明白为什么数百万公里的冰雪融化是一个巨大危机，那么让我告诉你，这将给美国、非洲、南亚和大洋洲带来可怕而持久的干旱。
人类中心观念的益处可能终将浮现。时势造英雄，但我们总要在地球灭亡之前找到自我救赎的道路，否则我们就只能毁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