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库姆塞·菲奇（W.Tecumseh Fitch）：进化生物学家，维也纳大学认知生物学教授，著有《语言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认知科学中被误解得最严重的观点之一就是“先天后天二元对立论”。许多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包括一些社会媒体，都将先天和后天看作是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相互补充的思维角度。对这些人来说，如果一种东西既是“先天的”又是“习得的”，或者既是“生物的”又是“文化的”，这简直荒谬之极。但是，当今大多数生物学家已经意识到，想要理解行为，我们就必须理解像学习和记忆这样的先天认知过程和个体经验之间的相互影响。这在我们理解人类行为时尤为重要，因为语言和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的关键所在，而且必然涉及生物和环境、先天和后天的因素。
要纠正“先天后天二元对立论”，我们就要意识到“学习本能”的存在及其重要性。“学习本能”一词是由彼得·马勒（Peter Marler）这位鸟鸣研究开山鼻祖提出的。他发现雏鸟哪怕被关在笼子里，也非常想听到同种成年鸟类的鸣叫。几个月后，待到雏鸟羽翼渐丰，它们就开始鸣叫，并根据之前听到的声音来探索自己的发声方式。在“初鸣”阶段，雏鸟不断提炼和完善自己的鸣叫声，直到成年，它们就会形成自己独有的鸣叫声，用来保护自己的地盘和吸引伴侣。
鸟鸣的研究就是学习本能的例证之一。小鸟们根据听到的声音塑造自己鸣叫声的过程就是一个先天的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小鸟不需要从父母那里获得指导和反馈，但它们的鸣叫就是这么习得，并一代一代传了下去。鸟类也有方言，而且各个地区的方言都有所不同。如果雏鸟在早年没有听到那些鸣叫，它们就只能形成一些简单的叫声，而无法形成典型的鸟鸣。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鸟类都具备这样的学习能力，只有鸣禽和鹦鹉等鸟类具备。其他鸟类，比如海鸥、鸡和猫头鹰，都没有这种能力，它们的叫声不包含任何听觉信息，它们的叫声是天生的而不是习得的。但对于鸣禽和鹦鹉来说，成年鸟类的鸣叫是先天（自己去听、鸣叫，然后再完善）和后天习得（学习同种成年鸟类的鸣叫声）的共同结晶。
大多数哺乳动物并没有这样复杂的声音学习过程，这一点颇为有趣和令人意外。目前的研究表明，除了人类之外，只有海洋类哺乳动物（鲸鱼、海豚和海豹）、蝙蝠和大象有这样的语言学习过程。在灵长类动物中，人类是唯一能够复述自己听到的声音的物种。而人类拥有这样的能力也必须经过一个咿呀学语的婴儿阶段，这一阶段就像雏鸟一样是出于先天本能。在这个阶段，我们似乎在不断调试自己的声音，到了儿童阶段，我们就能听清并复述大人们的词汇了。
那么，人类的语言是先天的还是习得的呢？这种问题已经架设了先天和习得的二元对立，本身就充满了误导性。人类的6 000种语言中，每一个字母都是习得的。但是，学习语言的能力却是天生的，人类的每个孩子生下来就具备这样的能力，而黑猩猩和大猩猩都没有。
学习语言的能力确实是人类天生的，即使每一种语言都是后天习得的。正如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中所说的：“语言是一门艺术，就像酿酒或烘焙一样。但是……它绝对不是纯粹的本能，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是必须习得的。但是，它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因为人类有着语言的天生倾向，你看看每个咿呀学语的婴儿就知道了，但是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学会酿酒、烘焙或写作。”
那么文化呢？对很多人来说，文化就是“本能”的对立面。但是，语言在文化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语言是人类传承知识的首要媒介，也正是经由语言在传承着那些各个群落与国家的独特偏好、偏见和整体风格形成的文化。如果人类语言能阐释学习本能，为什么文化不可以呢？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人类基因和神经结构的研究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将会有更多成果。除了极少数的神奇双生子，全球70亿人口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基因序列。对每个人来说，不同的基因结构影响但并不决定我们的本质。
如果我们要切实有效地改变人类生物基因研究的现状，我们就必须摒弃像先天和后天这样陈旧的二元对立论。我们要相信人类有许多基本的学习本能，如对语言、音乐、舞蹈和文化等的学习。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即将到来的个人基因组时代，抛却二元对立的“学习本能”概念对于人们理解人类的文化和生物本能至关重要。人类的语言和文化不是本能，但习得它们却是人类的本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