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rge Church：乔治·丘奇：遗传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个人基因组计划”主任。
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和拉马克（Lamarck）的名字几乎是伪科学的代名词，由于这两者对政治和经济产生的巨大影响，伪科学比平庸科学的名声更为糟糕。
1927—1964年间，特罗菲姆·李森科力图传播并保持获得性遗传理论的主流地位，使之成为苏联农业与科学的指导思想。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和其他一些物理学家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推翻了这一思想统治，谴责其为“苏联生物学尤其是基因学的可耻倒退……污蔑、驱逐、逮捕甚至杀害了大量杰出科学家”。
而在基因理论方面，与之对立但同样名声败坏的是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的优生学说。优生学说从1883年起开始在许多国家逐渐兴起，直到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中提出：“所有年龄段的男人、女人，无论其种族、国家和宗教，都享有婚姻和组建家庭的权力。”但强制堕胎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简单来说，李森科主义夸大了环境的影响，而优生学理论夸大了基因的作用。
一旦出现巨大的政治和宗教诱惑，类似上述这样的科学盲目崇拜就可能出现。另一种可能导致盲目崇拜出现的情况是伪科学（或者科学）在遭遇灾难性失败后的反弹。从上面提到的两种基因学失误中，我们大概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只需要控制人类生殖细胞的泛滥就好了。如果将上述理论结合曾经红极一时的达尔文大讨论，我们可能会有人类进化已经停止或者自然“设计”无用的结论。但是，我们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进化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必须将眼光拓展到DNA之外的世界。我们通过遗传获得特质，曾经是如此，现在更是如此。我们将优生学应用到个体家庭的层面（这是对的），而不是政府层面（这是错的）。通过训练和医疗进行优生选择，这样的做法或许也是误入歧途。
进化时代已经从地质进化速度发展到了互联网进化速度，不仅会有随机突变和选择，也会有能够加速的非随机智能设计。物种的消失不再仅源于灭绝，也可能源于同化。人类、细菌和植物之间的物种边界已不存在，乃至人类和机器的界限都不再清晰。
“简化抽象概念”是我们用来构建“弗林效应”，即全球人类平均智商上升的策略。但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注意到SAT（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验）考试允许使用计算器这样的里程碑式事件？现在有多少人已经在使用谷歌或短信这样的交流工具？如果没有那些能强化数学、记忆和肌肉的人工智能，我们的决策能有多少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