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利·库什曼（Fiery Cushman）：美国布朗大学认知、语言与心理科学系助理教授。
有一件事很令人震惊——我们会忽略自己行为的原因！我们自己提供的解释有时是完全捏造且不完整的，但我们自己并不这么觉得，反而觉得自己清楚地回答了自己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似是而非的猜测，然后认为这些猜测具有内省的确定性，这就是虚构。心理学家会用戏剧性较强的例子来让本科生明白什么是虚构。虚构很有趣，却也有严肃的一面。理解虚构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行动和思考。
一些最有名的虚构案例来自大脑分裂的病人，他们的左右半脑的联系在手术治疗中被切断了。神经科学家设计了巧妙的实验，向他们的右脑展示一些信息（比如：人的裸体照片），引发了他们行为的变化（比如：尴尬地笑）。因为语言是左脑的功能，当这些人被要求口头解释他们为什么笑的时候，他们能意识到自己在笑，却没有察觉到裸体照片，这时左脑就会虚构一个他们发笑的理由，比如：“医生，我笑是因为你问了好好笑的问题啊！”
大量神经病人的虚构都令人瞠目结舌，但是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无法进行正常反应，而狡猾的神经科学家不会通过在我们的右脑中植入某些潜意识调戏大多数人的行为。当我们置身实验室之外时，也就是我们的大脑处于正常联结状态时，我们大多数的行为都是仔细思考和本能反应的结合。
讽刺的是，这也正是虚构之所以危险的原因。如果我们对自己行为的解释总是错误的（就像大脑分裂的那些病人一样），我们就很可能更清楚它随时受到看不见的事物的影响。然而，问题在于，我们对自己的行为的解释有一部分是对的，清楚表明了我们行为的原因是有意识的；但是，我们错将“部分正确”理解为“完全正确”，因此无法意识到还有其他东西在影响我们的行为，以至于无法抵御无意识的影响。
例如对工作的选择，一部分取决于对职业兴趣、工作地点、收入和工作时间的考虑。与此同时，研究表明，我们还受到很多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因素的影响。根据一个2005年的研究结果，名字叫丹尼斯或丹尼的人更可能成为牙医（牙医的英文为dentist），而住在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州的英文为Virginia）的人则更容易取名叫弗吉尼亚。还有一些研究结果则不那么可爱：一般来说，人们为了避免面对一个女上司，他们会选择更少的福利、更差的工作地点和更少的收入。当然，大多数人都不想根据自己的名字选工作，也不愿意为了某种老旧的性别观牺牲工作的质量。事实上，大多数人也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因素在影响着他们的选择。当你问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一份工作时，他们很有可能会说出他们有意识的思维过程：“我一直喜欢做意大利饺子。意大利里拉（货币）在反弹，而且罗马是多么浪漫啊！”这些理由一部分是对的，也有一部分是错的，因为它遗漏了人类行为深层的自动过程。
人们在气味难闻的房间里会做出更严厉的道德评价，这说明了厌恶作为一种道德情感的作用。女人在排卵期的时候打电话给她们父亲的可能性会降低，这体现了一种乱伦回避，而在母亲身上则不存在这样的模式。流感期间，在卫生间附近投票的学生会表现出更强烈的政治保守倾向，这反映了环境威胁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在拿着冰咖啡而不是热咖啡时，更容易对陌生人有所警觉，这也说明了我们平时为什么用“温暖”来形容人际关系。
自动化行为可能是非常有组织性的，甚至可能是有明确目标的。比如，研究发现，人们只有在自己没有意识到的范围内才会去欺骗。这一现象非常惊人：当你在做欺骗行为时，你的一部分决定了欺骗的程度，这个度能使你的另一部分对自己的欺骗行为毫无察觉。
人要达到这一目的，方法之一就是进行无辜的虚构。在自我评分的考试中，学生会想：“天啊！我本来就是打算选E的，我就知道它是正确答案！”这不是撒谎，这和你说你忙得没空给父母打电话的谎言相比，根本不算什么。这只是不完整的解释和虚构，在我们忽略无意识想法的同时，反映了我们有意识的想法。
现在我要说一说我的重点，虚构为什么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概念，而不仅仅是大学课堂上的一种调侃。可能你已经注意到人们更容易发现他人行为的无意识动机，却不容易发现自己同样行为的原因。其他人回避女上司是性别主义，吹嘘成绩是作弊，但是我们自己最终选择了罗马，也本来就知道安妮是勃朗特姐妹中的老三。这是双重标准的双重悲剧。
首先，我们得到了结论：他人的行为反映了他们的不良动机和拙劣判断，他们将行为归因于有意识的决策，而事实上可能是受无意识的影响。其次，我们假设自己的决策是由我们自认为有意识的原因产生的，我们拒绝或忽略了自身可能存在无意识偏见的可能性。
通过对虚构的理解，我们可以弥补这些过错。我们可以让他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却不一定要抨击他们有意识的动机。而我们自己可以通过审视自己的行为，更多地承担起行为的无意识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