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勒特·利西（Garrett Lisi）：独立理论物理学家。
人类的概率观念糟透了。我们不仅在处理概率上表现得很差劲，而且看起来天生就不擅长，尽管我们每天为了自己的幸福面对的环境都是由精确概率决定的。这种无能体现在我们的语言里，我们习惯用“很可能”或“通常”来表达可能性，模糊地表达50%～100%的概率。要突破这样粗糙的表达，需要那些平实甚至看起来有点书呆子气的词汇，如“有70%的确定性”，对于信奉“差不多”的听众来说，他们往往会为这意想不到的精确性大吃一惊。这一集体意识中的盲点，无法精确概率的无能，看起来无关紧要，实际上却有着可怕的后果。我们害怕做错事，却总是在做错误的决策。
想想我们看到蜘蛛时的典型情绪反应——不同程度的害怕，从轻微的颤栗到极度恐惧。但是，被蜘蛛咬后死亡的可能性有多大？答案是每年不到四个人，也就是说，被蜘蛛咬伤而死亡的风险低于一亿分之一。微乎其微的死亡概率带来的却是更强的反作用——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与压力相关的疾病！也就是说，被蜘蛛咬死的概率比因害怕被蜘蛛咬死的概率要小得多。
我们为自己不理性的恐惧和倾向付出了高昂代价。看到含糖甜甜圈的典型反应是馋，但如果了解到甜甜圈潜在的负面影响后，如增加心脏病风险和整体健康水平下降，我们的反应就会变成理性的恐惧和抵制。害怕甜甜圈乃至更危险的香烟，看上去似乎很可笑，但是这样的理性反应表明了它们对生命的潜在危害。
我们在处理小概率的重大事件时尤其失败，典型例证就是有人因买彩票和赌博输得精光。还有，我们被恐怖分子袭击的概率可以说是非常低的，但是为了这样的小概率事件，我们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恐怖主义的措施，大大降低了我们的生活质量。相较而言，X射线扫描造成癌症的可能性远大于被恐怖主义袭击。我不是说我们应该让蜘蛛或恐怖分子到处横行，而是说我们应该理性地进行风险管理。
在社会中，表达不确定性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但是我们的生命充满了不确定性，只有理性思考偶然事件的发生概率，我们才能做好决策。最近，一位联邦法官颁布了一项禁令，禁止对干细胞研究的资助。通过干细胞研究迅速研发出救命药物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一旦成功，意义将非常重大。如果能思考这样的意义并估算概率，结论就会是，这位法官的决定可能摧毁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我们应该如何基于或然事件进行理性决策呢？大法官有没有真的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呢，还是确实如此？如果我们遵循量子力学的“多重世界”的思路，这也是其数学描述的最直接诠释，那么我们的宇宙将不停地出现一切可能的事件。可能在一个世界中干细胞研究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而在另一个世界中人们则因为上述大法官的裁定而失去了生命。如果使用频率论的方法来计算概率，我们就必须在计算某事件概率时，获取事件发生所在世界的概率。
量子力学指出，我们所在的世界将依照事件发生的概率运转。顺着这个奇怪的思维，量子力学、频率论及贝叶斯定理的观点一致认为，许多可能的世界发生某个事件的频率等同于它的概率。正如对上述大法官的裁定所造成死亡人数的预计，“预期值”其实就是预期概率中的死亡人数。预期值并不一定会实际发生，但它是预期结果发生的加权平均值，预期值在做决策时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做出更好的风险决策，我们应该进行思维体操，提升语言能力，并减少直觉的干扰。
博彩市场应该是磨练技能以进行精确概率估算的最佳舞台，在这里，我们押注于那些可以量化且有社会意义的结果。在好的押注中，所有贝叶斯推理的思维工具和“简化抽象概念”将直接转化为决策能力，发挥作用。有了这些技巧，日常生活中的风险会越来越清晰，而且我们能基于集体的理性判断和社会条件，以更理性的直觉来应对那些无法估算的风险。
我们可以克服对蜘蛛的恐惧，并形成抵制甜甜圈、香烟、电视和高压全职工作的健康生活。我们将更了解科研的低成本和高收益，包括所有提升生活质量和延长人类生命的科学研究。而且更微妙的是，我们将意识到并深入理解诸如“很可能”或“通常”等广泛而模糊的语言描述，我们对概率描述的精准度将会提高。
好的决策需要我们全神贯注，可一旦矫枉过正，可能就会面对压力暴增和时间浪费的反效果。所以，我们应该懂得平衡、娱乐，并勇于承担健康范围内的风险。死亡是最大的风险，哪怕我们保险了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