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舍默（Michael Shermer）：《怀疑论者》（The Skeptic）杂志出版人，《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专栏作家，著有《可信的大脑》（The Believing Brain）。
无论是解释自然还是社会世界的现象，经验主义是最为深刻和最为广泛的原理。经验主义的原理说，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而不应信任其他的权威。经验主义是科学的基础，正如第一家科学机构伦敦皇家学会的座右铭所言：勿信他人之言。
伽利略没有采信他人之言。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天主教会对天国事物真理，拥有最终无可争辩的权威，因此天际中所有物体都必须完美地以浑圆流畅的运动方式，并沿正圆轨道绕着地球运行。然而伽利略却用他所发明的，一端是折射镜片、另一端是放大目镜的小管子，亲眼观察到了月球上的山脉、太阳上的黑子、金星的相变、绕着木星的众多卫星，以及土星周围一圈奇怪的物体。伽利略在帕多瓦大学的同事，著名的天文学家切萨雷·克雷莫尼尼（Cesare Cremonini），他是亚里士多德宇宙论的忠实拥趸，他拒绝通过管子去看，甚至宣称：“我不相信任何人，除非他亲眼看见；再说，通过玻璃去看会让我头晕。”而那些真的通过伽利略管子去看的人，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并非是夸张。伽利略的一个同事报告说，这件仪器适合用于地表观测，不适合天文观测，因为“我用数千种方式测试过伽利略的仪器，包括观测上与下的事物。对下面的事物而言，这个工具简直完美无缺；可到了上面，就是在糊弄人了。”罗马学院的一位数学教授确信，是伽利略把木星的4颗卫星放在了管子里。伽利略激动地说道：“尽管我希望让佛罗伦萨的教授看到木星的卫星，但他们既不看卫星，也不看望远镜。这些人相信在自然中找寻不到真理，只能从文本当中才能觅得真理。”
通过自己去寻找，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人推动了科学革命，并在启蒙运动时，让学者像面对自然世界那样，将经验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中。比如伟大的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他把自己想象成社会学中的伽利略和威廉·哈维，他说：“伽利略是第一个为我们开启万有自然哲学大门的人，他让我们看见关于自然中运动的知识……人类身体的科学，是通过我们的同胞哈维医生令人钦佩的远见卓识，而首度被发现的……因此自然哲学还年轻；但公民哲学则更加年轻，不会比我的《论公民》（De Cive）更年长。”
从科学革命到启蒙运动，经验主义的原理缓慢却又必然地取代了迷信、教条主义和宗教权威。人们不再以古老圣书的权威或哲学著作作为占卜的真理，而是开始自行探索大自然这本巨作。
学者们不再看着植物图鉴中的插图进行研究了，而是到大自然中实地看看地面上长出的是何物；医生们不再依赖老旧医学文献上的尸体解剖板书，而是自己剖开尸体，用自己的双眼来审视里面的器官；法官们不再参考《女巫之槌》（猎捕女巫权威之作）所罗列的证据而焚烧女巫，而是开始在定罪之前，考虑其他更可靠的证据形式；社会也不再让极少数精英通过让其公民处于文盲、未受教育、未启蒙的状态，来保持大部分的政治权力了，人们通过科学、文字、教育，去亲眼证实压制他们的权力和腐败，并开始摆脱其束缚和捆绑，并要求权利。
人民不再要求国王的神圣权利，转而要求民主的天赋权利。在这层意义上，民主选举是一项科学实验：通过选举和每隔数年仔细改变变数，然后观察结果。我们许多的开国元勋都是科学家，他们采取数据收集、测试假设并形成理论的方式来建设国家。他们如此理解研究结果的暂时本质，这帮助他们打造了一个以经验主义为有效政治组织核心的社会系统。新政府犹如科学实验室，逐年逐周期展开一系列的实验。问题的关键所在不是倡议哪种政治制度，而是建立起一个人民可以尝试如何行之有效的系统。这就是适用于社会世界的经验主义原理。
正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1804年写给约翰·泰勒的信中所言：“没有任何实验比我们如今所尝试的更为有趣，而我们坚信，这最终将建立一个事实，就是人类可能是被理性和真理所支配的。”
